意象思维在咏物诗主旨探究中的运用

所有文类中,诗最倚赖意象的经营,大体上诗的语言就是意象的语言。而诗歌的类型中,咏物诗被认为是学诗的基础。本文试图以意象思维解读咏物诗,通过由形入神、由内而外、由零汇整、由明入深、分类分析的路径来探究咏物诗的主旨,进而探寻读诗的方法。     

浅谈取象思维在《老子》水意象中的传承

《老子》闪耀着哲学思辨之光,是一部精妙的道家原典,历来倍受后人关注,而水意象（包括涉及水的意象）在短短的八十一章《老子》中出现竞达八次之多,突出的地位使之成后人研究的重点,老子继承了易经的取象思堆模式,并把其巧妙的运用到水意象的创作中,把哲理寓于意象的叙述、描绘中,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给读者创追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去想象,去体悟。     

论唐代小说中的商贾新形象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导致了商人地位的低下。在唐以前，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是庸俗不堪的．往往是讽刺和抨击的对象。但在唐代小说中商人的形象和人们对“商”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根源就在于唐中叶以后重商思潮的兴起和商人地位的提高。     

关于中国的王位纪年

中国在商代之前,无纪年法,亦无纪年。西周成王以后,采取以君王在位年数为序的王位纪年法。其中个别诸侯升王改元,年数从新计算,这才产生了前元、后元之分。汉初为了术数的忌讳,怕遇到“12”这个数字,所以就几年一改元,于是有前元、中元、后元之称。汉武帝时,提出以“天瑞”今年,但一般都是先改元,然后追命年号,甚至有改元后没有命年号的。改元、建元都在年初,新君即位,不逾年不改元。但东汉以后,开年中建元、改元之例,才不管什么遗年不逾年了。唐代有皇帝创改元最多纪录,武则天的年号就有17个之多。明清时代,才一帝一年号。辛亥革命取消年号,以建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改用公历,结束了以国纪年的历史。     

拟乐府之风与六朝边塞诗的创作

南北朝边塞诗的创作多采用模拟乐府古题的写作方式，这种表现方式丰富了某些乐府古题的情感内涵和文化蕴合。尤其是齐梁时代拟乐府赋题法的确立扩展了边塞诗的题材和主题，促进了艺术表现技巧的进步，建立了边塞诗一些特定的意象模式，直接影响到边塞诗的审美走向。     

即事类乐府在宋代的创作与渐变

以＂病时＂与＂即事名篇＂为主要特征,＂忧黎元＂、＂补时阙＂为其核心所在的即事类乐府,不仅为宋代诗人所雅好,而且还使之成为一时之创作风气。宋代的即事类乐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类型上主要分为＂自创新题＂与＂袭用新题＂两种。相对于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以＂为事而作＂的新乐府,宋代的即事类乐府在形式特征方面已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其诗题大都由原来较为单一的＂汉乐府式标题＂,一变而成为以＂×××歌＂、＂××行＂、＂××吟＂结构的歌行类乐府。而近体诗在这类乐府诗中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体诗一统即事类乐府天下的局面,在宋代已为诗人们的艺术实践所打破。     

清代baturu(巴图鲁)赐号考略

满语baturu(巴图鲁,勇士)赐号是清代统治者赐予有功之臣的名号,它经历了太祖太宗时期的萌芽、顺治至嘉庆时期的创立、道光至同治时期的发展、光绪至宣统时期的衰亡之过程。本文在阐释满语baturu赐号各阶段发展演变过程的同时,也从该赐号本身借词的变化及得该赐号者民族构成比例的变化对其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满语baturu赐号的这些变化不仅说明满族统治者一直不断坚持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而且也间接地反映了满洲八旗兵力的衰落和清政府"满洲本位政策"的转变。     

宋人墓志铭中的士人形象及其解读

在宋人的墓志中,士人形象大同小异、非常相似,表现为一种基本的理想形象范型,他们被墓志的撰写者——宋儒,刻意书写为孝子、贤官、善士,使其符合儒家所极力倡导的士人形象范型。可以说,宋人墓志中的士人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宋儒自身形象的折射,更是他们理想的化身,反映了儒家文化对士人形象的设计和儒学复兴时代背景下宋儒对士人理想形象的期待。     

浅论曹植诗歌的意象寄托手法

曹植善于运用意象寄托的手法来曲折地表达主观意愿,正是中国传统诗歌讲究含蓄蕴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要求的体现.意象寄托手法源自<诗经>的比兴传统,曹植是历史上无数个继承创新者之一.     

唐乐府文献叙录

乐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延续的时间从汉至唐,此后,这一名称虽成为音乐文学的通称,也沿用于词曲,但从乐府研究的角度而言,并不被认同。即使是唐代的乐府,学界在研究中仍然有着不同的认识,叙录过程中并不仅以汉魏乐府为观照点,更留心于唐代乐府在乐府中的地位与存续情况。     

浅论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柳意象

在别离诗词的意象群中,柳出现的频率最高、蕴蓄的意思最深,因而也最引人注目。文章紧扣古典诗词中频繁出现的“柳”这一意象,从它的成因、实质展开了充分的分析探讨,并对其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     

论《诗经》的乐府特质

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西周建立的乐府体制助歌诗挣脱鬼神怀抱,造就最早的诗人群体,促成诗之文学蜕变。《诗经》乃乐府体制产物、乐府诗的本初形态,其文本定型于颁诗制度解体之时。“风雅颂”的体例折射西周宗法社会政治架构。《诗经》形式上诸多特征,皆可从乐府体制中究因。《诗经》开乐府诗体,树“诗人”风范。复杂奇特的乐府效应,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之独特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