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

刘熙载说"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其中隐蕴着礼乐制度与楚汉辞赋的演变,耐人寻味。从制度的层面考虑,楚辞的"赋乐"源自礼乐崩坏的历史背景,与楚乐的糅合肌质相关,呈现出"因情制礼"的思想;汉赋的"赋礼",开启的是礼乐争辉的时代格局,并决定于王朝制度下的赋家身份,而彰显其"以礼防情"的意旨。从文本的书写来看,楚辞的"喻乐"与汉赋的"赞礼",形成了由娱神到娱人、由声情到辞术、由忧政到敷政的三重演变。汉魏以降,"赋乐"观的归复,又与赋家身份与文体批评的转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亦学亦趣——《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评介

黄景春先生《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一书篇制鸿大，分为绪论和上下两编。绪论以简要精炼的语言勾勒了道教的兴起发展，以及古代小说的文体演变，为后文叙述廓清了概念。     

我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和职业教育制度嬗变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实际上是沿着两条轨迹发展,即移植西方的现代工业和传统手工业的进化并存。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实业学堂的兴办”——“实业教育制度的确立”——“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三个大的过程。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沿着:现代工业移植——手工业改造——区域性的产业集聚的道路演变的。因此,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嬗变对近代工业化进程有明显的“路径依赖”。近代职业教育嬗变的第一个层面是职业学校的演变,第二个层面是传统手工业的师徒制向工厂师徒制和职业补习教育的演变过程。影响这种路径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结构和就业方式;二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构成;三是职业分化和社会分层。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是工业化,决定演变模式的根本因素是工业发展的水平。     

魏晋时期都督制的建立与职能转变

都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它的建立、发展和演变,对当时政治、军事有重要影响。对魏晋时期都督制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仍有值得探讨之处。例如,对于都督制的形成,论者多从建安年间的政治、军事入手,较少注意汉魏易代这一事件与都督制建立的关系;对于都督制的演变,则着眼于西晋末八王之乱都督成为地方分裂割据势力这一点,较少注意八王之乱前这一制度的变化。本文拟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从作者到读者构成的楚辞学史——评熊良智先生的《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

<正>商务印书馆于近年出版了熊良智先生的最新力作《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其中汇集了熊先生多年的思索与心血,可以称得上是"十年磨剑"之作。是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别通过楚辞的文体、叙述角度、"重著"的言说方式和艺术意象这几个方面,来研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楚辞本身的艺术形态,进而探讨屈原诗歌由音乐艺术向语言艺术演进和口传文学向作家文学演变的过程,并得出屈原的诗歌创作标     

先秦文学与汉赋渊源

汉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不可能源于某家作品（如楚辞或荀赋）,也不是从某一种文体里演变而来,它应是多源且逐渐融汇而成的。从汉赋的创作主体及其社会效用来考察,它起源于春秋“行人之官”赋诗言志、战国纵横家之说辞;从文体本身所蕴涵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考察,《诗经》及其诗教的美刺原则影响着汉赋的创作情绪;而汉赋的表现形式、艺术风格则大源于《楚辞》及战国诸子文章。     

战略与细节的统一:马校长的理性追求

大到一个社会,小到一个单位,如高职院校,其内涵的建设和发展,一般要经历物质层面的建设、制度层面的建设和文化层面的建设。物质层面的建设是基本建设,是为学校提供一个适宜的办学空间和平台,由其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定。一般的说,对办学质量没有决定性影响。正所谓大学之大,乃是有大师,而非大楼之谓也。制     

“体”字释义

文体之"体"是由身体之"体"演变而来的,全面探讨先秦两汉"体"字的用例所蕴含的各种义项,有助于理清这一演变的过程。"体"字在这一时期其词性有二,即名词与动词,具体所指则颇为繁富。曹丕《典论·论文》等篇里,将文章范式称作"体",将文章风格称作"体",此后不久当代西方"文体"概念主要含义有三种即文章范式类型、体裁行文风格、作家作品风格。如此看来,文体之"体"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比较成熟完善的体系了。     

韩、中两国职业技术教育演变比较与改革建议

文章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在跨历史与制度的国际比较视野中,分析韩国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演变历程与特征及发展趋向。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比较：第一,从宏观层面对韩、中两国职业技术教育演变的基本特征作以比较；第二,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两国职业技术教育政策制定的演变过程、特点、影响因素；第三,在前两部分的比较之基础上,讨论了两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环境与背景、前景与挑战、发展的方向与新的特征。最后,在把握两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来龙”与“去脉”的演变轨迹之基础上,提出切实的改革建议。     

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认为"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其"利"则有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一个层面的意义上,"义"就是"利",两者含义高度统一;在另一个的层面上,"义""利"之间存在着冲突。义利二者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苏轼初次仕杭词用典分析

苏轼初次外放到杭州所作的36首词,多处使用典故,且典故遍布经、史、子、集。从典故的内容来看,可以看出苏轼外表洒脱而心系百姓,并且已经开始由朝廷走向民间;从用典技巧来看,词中灵活地运用了多种用典手法,这无疑体现了苏轼娴熟的典故驾驭能力。     

隋代文学观摭谈

隋代文学观，就其基本倾向而言，是为纠正齐梁文风之弊而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矫往过正，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充分显示出由南朝向初唐过渡的时代色彩。     

浅谈文学翻译中的风格问题

文学翻译中的风格问题至关重要。风格既具有可知性,又包含一些非确定因素。在文学翻译中风格是可知的,同时这种可知性又有其限度。译者应尽可能地传达和再现原作的风格。     

论明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间接影响

从明代小说和戏曲的作者人数、作品题材、主题价值取向等方面分析了明代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认为科举举人、进士参加小说和戏曲的创作,对提高小说、戏曲的社会地位,推动明代俗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最后,文章还对科举八股考试文体对文学和社会文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八股作为辅导读物的推广,一方面增加了社会读物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助长了考生投机取巧的心理和社会华而不实的文风。     

科举源流述略及其它

从对科举制度的渊源、开启、定型、革新和终结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关于科举制度的评价。有人认为，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也有人认为，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由此观之，科举制具有典型的两面性因而其影响也具有典型的双重性。这种两面性和双重性对于当今的有关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迪。     

试论科举影响下晋城文学的发展

晋城所辖区域相对独立与封闭,这使得区域文化有着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晋城人吃苦耐劳,个性耿直。二是安土重迁,封闭狭隘。因为封闭,其文学发展缺少灵动性,更多受到社会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科举世家的产生,以及在家学思想下所形成的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     

北宋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论——着眼于太学内部的考察

北宋时期的太学制与科举制在发展演进中衔接碰撞、互动影响。着眼于太学内部考察,太学制度的演变源于科举改革的背景,太学科举化趋势明显,科举制对太学解额及免解制度、教学与考试内容、管理制度制订实施具有强大导向作用。随着兴学改革中太学影响日盛及对科举制的悖反,朝臣围绕太学制度与科举制度的优劣之议、太学取士与科举取士的存废之议、释褐状元与科举状元的名望之议集体论辩,推动北宋教育改革发展。徽宗朝由诏罢科举取士到诏罢天下三舍取士,历经17年特殊时期,从政治经济形势、教育改革现状等考论其缘由,对深入论析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论宋代制科与学风之关系

宋代制科有助于士人求名、求知与入仕,是推动宋人尚学风气的重要因素。宋代制科采取资格审查、阁试、御试三级考试制,以论、策为考试科目,要求应试者博学与才用兼备,但由于论、策题目的设置偏重于考察博学一面,对学风影响甚大。一方面,博习强记成为必要的备考功夫,士人要博览众书,谙熟政事,同时沉潜心志,积年而为;另一方面,节取题目成为有效的备考方式。制科与宋人崇尚博通的整体学风有一定契合,不应因其存在弊端就全盘否定。     

论荆楚文化与韩愈险怪诗风的关系

韩愈诗歌具有奇崛险怪的美学特征,这一特征与荆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范进中举发疯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理因素分析

范进中举发疯这一夸张性的情节设置是以客观环境描写和主观心理因素的剖析为基础的。腐朽的科举制度、病态的社会习气、痴迷的考举心态让正常人变得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的代表意义，让人倍感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