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问题是"投资—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共同产物。此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紧缩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起到了"倒逼"的作用。"投资—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使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向掌控资源和资本的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倾斜。政府通过控制资源和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来支持投资的扩张,投资增加形成的产能只能通过出口消化;为保出口,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亦步亦趋,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受汇率改革牵制,从而使整个金融领域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中的财税体制和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现状,强化了投资,抑制了最终消费。以经济体制改革促经济结构调整攻坚战已迫在眉睫。     

践行低碳环保理念 构建绿色生物实验室

正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地球臭氧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灾难性气候屡屡出现,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即使人类曾经引以为豪的高速增长的GDP也因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而大打折扣。对此,我国已将"节能减排"定为基本国策,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突出抓好建筑、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的要求。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行低碳经济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     

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思考

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推动经济增长成为GDP增长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一定要符合科学和实际，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靠项目，项目落实靠资金，资金是投资的第一推动力，要合理使用资金，掌握固定投资特点，关注投资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完善和改革，固定资金投资才会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区域性投资过热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博弈实证分析--以"铁本"事件为例

区域性投资过热的问题已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在综述区域经济文献的背景下，以“铁本”事件为案件，创建了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决策“博弈”模型，分析和求证了在转型经济时期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地方政府官员GDP政绩考核条件下的纳什均衡，并由博弈均衡解推论出，局部投资过热的根本原因不仅是经济要素，更主要的是政治关系，即科学发展观与地方政府官员GDP政绩考核的矛盾冲突，使当前宏观调控效果受到影响。对此，文章提出了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的配套政策建议，即在实施适度从紧的金融信贷结构政策和投资项目限制性审批权管理政策外，必须相应调整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GDP标准，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绿色GDP标准。     

我国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关系的相关研究后发现,我国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相关性,经济增长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性不够,且随着时期滞后,作用效果趋于平稳。     

我国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投资是GDP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GDP增长取决于劳动增长、投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变化。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检验表明,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五种政策建议：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调整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利率市场化。     

负债型经济增长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负债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很多国家应对危机的必然选择,而急剧膨胀的政府债务又制约着其经济增长态势。基于2000—2020年全球5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探讨不同规模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变化趋势;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国家异质性,对于发达国家,当政府债务与GDP比值超过100%时,政府债务增加会抑制经济增长,相比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对政府债务的直接承受力更弱(60%);政府债务能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但过高的政府债务会挤占私人投资,不利于物质资本的形成。     

收入与GDP的赛跑

08年有一句话在职场间广为流传,"工资跑不过GDP".GDP和人均收入,前者用于描述一个国家和地区年度经济的总量;后者用于描述人们从他们的经济活动中获得了哪些收益.有数据显示,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高过人们收入的增幅,1978年到2007年GDP和收入分别增幅40倍和30倍,剔除物价因素,GDP增长约9倍,而收入增长不到7倍.     

以制度约束官员对政绩的非理性追求

GDP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如果没有一个完备制度体系的约束，拟议中的由绿色GDP构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不应期望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追求自觉自愿地顺应建设公共型政府的目标和理念，从过度依赖GDP、盲目攀比GDP的误区中走出，转向把生态环境、公共设施、市场秩序、信用环境、治安环境的建设作为自己的核心责任，而应该寄希望于政府改革，寄希望于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     

河南民间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驾马车”。通过对河南省1991～2009年民间投资和GDP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民间投资是拉动河南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GDP对民间投资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基于河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放程度不高、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现实省情,要更加优化民间投资环境,合理引导民间投资投向,提高民...     

2010年投资仍将高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拉动2009年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5％,拉动GDP增长4．6个百分点。第二是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3％,拉动GDP增长8个百分点。第三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44．8％,下拉GDP增长负3．9个百分点。     

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宏观税负的影响——基于我国1994—2015年的VAR实证检验

通过对"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产业结构和宏观税负变化趋势及相关性描述,采用1994²015年宏观统计数据,运用VAR模型实证检验我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率与宏观税负呈负相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宏观税负呈正相关。因此,坚持推进三大产业之间结构调整,更加注重各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     

安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了实证三者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文章运用协整回归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安徽省2000—2012年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消费品总额、出口总额均与安徽省GDP成正相关关系;从长期看,三者对安徽省 GDP 的贡献由大到小依次为消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短期内只有投资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有利于促进安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引擎——基于投资的理论分析

战后的日本经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时期,在其高速增长时期,GDP的年均增长率竟达到9.7%,是什么造就了经济如此高速的增长？本文仅从投资的角度,结合相关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揭示了投资对该时期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计量检验分析（1980-2004）

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文章通过运用OLS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协整关系分析，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分析，得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其中国内投资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上升0．1237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提高0．998个百分点，但是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     

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首先，这是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要求。政府对企业投资经营活动直接干预过多、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重复、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导致了政府管理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成为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投资盲目扩大和资源严重浪费的重要原因。其次。这是深化其他领域改革的重要前提。政企、政资不分的问题不解决，企业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行政性垄断及地区封锁不打破，     

浅析中国居民投资渠道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随之增多,居民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人们传统的观念在改变,对于投资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投资渠道也越来越多,更多的人也开始进行投资理财,如银行存款、股票、保险、房地产等,但同时,也存在诸如太过集中、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金融机构、居民三方的共同努力,塑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提高居民收益,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及其政策建议

以投资——增长理论和协整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研究投资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用以分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固定资产投资不能超过一定的度,中国目前的投资仍然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投资结构有待于进一步优化。     

包容性增长理念下的偏远地区旅游扶贫研究——以四川平武虎牙藏族乡为例

收入的贫困源于权利的贫困,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要求赋予贫困群体公平参与经济活动并分享其成果的机会。旅游业切合了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扶贫的重要途径。偏远地区的旅游开发往往在政府和企业利益的驱动下,忽视了贫困群体参与旅游发展并分享合理收益的愿景。为此,在企业投资旅游开发的前后阶段,地方政府都应以"旅游扶贫"为目标,引导、支持贫困群体投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生活要素积极地参与旅游业的发展,在解决他们权利贫困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新思路

长期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系列问题与我国过于重视GDP的增长而忽视可持续发展的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不开。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可持续发展等原则,确立新的思路,应将居民生活质量、绿色GDP、环保指标与社会安全指标、政府廉洁指数等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内进行新的探索,以弥补原有体系的不足。进而根据这些指标对县域经济发展所起作用的大小确定其相应的权重,最终得出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