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民办教育分类管理新政:现状、难点议题与治理策略——基于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民办教育新政实施意见的文本分析

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制度的确立,留给了省级政府发展区域民办教育的自主空间。全国各地前后出台了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地方民办教育的发展进行了规划。当前地方民办教育新政区域差异明显,对落实分类管理制度的关键问题:现有民办学校分类登记过渡、民办学校税收优惠、民办学校土地出让与租赁、公共财政扶持民办教育等问题缺乏操作层面的政策设计,分类管理制度的有效落实仍具有一定难度。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管理政策,规范管理与自主办学的关系和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制度等关键问题上,既需要地方政府的创新治理,也需要国家相关统筹力的强化。     

中国民办教育的五大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民办教育对中国教育发展最深刻和持久的贡献。民办教育的出现打破了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在市场层面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游戏规则,通过深化办学体制改革成功地实现了公办学校的民营化管理,通过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开辟了发展民办教育的新途径,民办学校在法人治理方面的制度规范为公办学校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构建民办学校独立监事制度:逻辑动因、现实可能与框架设计

当前,分类管理背景下的民办教育新法新政对民办学校建立监督机构做出顶层设计.在建立健全民办学校监督机构的同时,以国家层面探索建立民办学校独立监事制度的政策为指引,科学借鉴来自国内外公司治理和域外私立学校治理中独立(外部)监事的制度设计与实践经验,顺势引入并试点推行民办学校独立监事制度,可以克服民办学校决策“专制化”、管理“家族化”、监督“形式化”、文化“企业化”倾向,强化民办学校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公正性和公益性.新阶段,应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配套政策正式实施为契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民办教育地方立法和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过程中,鼓励和引导民办学校建立独立监事制度,统筹设计、凸显特色、差异规范、分步推行,推动建立健全以独立性为核心特征的民办学校监督机构.     

广东民办教育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调研表明,民办教育已成为广东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现实中却存在着政府“促进“导向不明,政府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民办学校的产权法理不清,相关管理制度不规范等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广东应加快政府立法和政策制订的步伐,要真正落实对民办学校的优惠政策,要加强对政府和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规范和管理,要积极引导和提高民办教育的社会声誉,打造品牌和特色学校,要建立起健全民办学校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要切实推进依法治教的进程,从而更好地促进广东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政策取向——以宁波地区为例

良好的政策环境是促进民办学校快速、稳定、有序发展的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波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规范性文件,大力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相关政策经历了朦胧探索、积极推进和难点突破三个时期,并引导当地民办教育发展走过了初步发展、高速发展和稳定转型三个阶段.当前,民办学校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要求政府切实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制度供给,在规范与扶持中促进民办学校健康发展.     

民办教育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治理

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较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多样性。在分权管理体制下,这种地方影响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限制民办学校之间的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在不同层次的民办教育中表现程度不同。治理地方保护主义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限制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干预,提高民办学校的竞争力。     

试论民办学校独立董事制度： 价值内涵、可行性及框架设计

董事会是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会能否发挥应有作用，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独立性与公 正性。以探索建立民办学校独立董事制度的国家政策为指引，审慎移植来自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制度经验， 民办学校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价值在于推动民办学校办学规范化、治理专业化， 强化公益性、增强公信力。分类管理背景下，应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配套政策 正式实施为契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民办教育地方立法和学校法人治理结 构优化过程中，加快推动民办学校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包括选任机制、权责配置、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在 内的民办学校独立董事制度体系，助力举办者控制型董事会向以独立性为核心特征的董事会转型。     

论民办学校财务管理政策的完善

民办学校的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民办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虽然国家和地方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但民办学校财务管理具体操作规范还不完善,财务管理政策执行与监督还难以落实.必须从民办教育兴衰存亡高度认识完善民办学校财务管理政策的重要性,清理不适应的和有歧视性的管理规定,实事求是地对民办学校财务资产进行全面审计,出台民办学校财务与资产管理可操作性规定,加强对民办学校执行财务管理政策的监督,解决好民办学校长期遗留下来的财务与资产管理问题,并通过政府增加对民办学校的直接财政资助,拓宽民办学校办学资金来源,多渠道防范民办学校的财务风险.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从“四分法”到“二分法”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是民办教育发展中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策问题。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对不同类型的民办学校采取不同扶持政策和监管措施,是破除长期阻碍民办教育发展制度困局的关键,也是我国民办教育今后发展的理想选择。但基于复杂的法律与现实利益纠葛,目前只能处于试点和探索阶段,这一制度的建设和推开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需要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在规定税收优惠政策时所作的区分,制定和落实适用于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以及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的不同扶持政策和规范措施。从"四分法"向"二分法"过渡,必须在反复论证和地方实践的基础上,设计好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的政策制度体系及其过渡的相关路径,从根本上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     

民办高校落实法人财产权的问题与对策

产权问题是民办高校法人治理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从真正意义上落实法人财产权,是民办高校完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5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     

民办高校举办者变更:诱因、影响及规制

民办高校进入分类管理过渡期后,举办者频繁变更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立足民办高校举办者的现实基础与办学动机,从举办者办学和政府规制两个视角分析了变更问题的特征、诱因及影响,阐明民办高校举办者变更的缘由大多是“学校控制权私利”问题。当前推进民办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建立“举办者变更规程、强化协同监管和发挥属地治理”的新机制,不断规范民办高校举办者变更工作,是促进民办高校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是在极不规范的制度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面临着诸多政策难题。在民办教育处于发展转型的时期,需要加快建立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基本制度,涉及分类管理,办学许可和注册登记制度,产权、资产管理和财务会计制度,法人治理和内部管理制度,教师人事制度,政府监督与服务体系等方面。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治理变迁——高等教育治理的变与不变

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变迁70年,大致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建立(1949~1977年)、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1978~2011年)以及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为旨归(2012至今)三个阶段。从70年的治理变迁中不难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征,主要体现为: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政府政策始终发挥主导作用、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始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等。这些相关治理制度在高等教育实践中不断形成、确立、完善和定型,并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的根本制度。同时,在这70年中,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在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等三个方面都发生了转变。未来,在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应着重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民办高校监管体系的构建

民办高校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民办高校举办者、学生及其家长、教职工、政府和公众等,都是民办高校健康发展中关系密切的利益相关者。基此,在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上,民办高校应立足于利益相关者治理,构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监督体系,以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与公共性。但在现实办学实践中,我国民办高校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普遍缺失,利益相关者难以起到监督作用。我国民办高校事实上陷入"家族化"经营治理,从而极大制约着民办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当前,民办高校应着力建立健全以监事会为重点的内部利益相关者监督机制和以政府监管为主体的外部利益者监督机制,以此完善学校治理结构,纠正民办高等教育市场失灵,进而实现民办高校持续健康发展。     

制度理论视阈下比利时弗莱芒大区高等教育治理权的特点及启示

本文以制度理论为视角分析比利时弗莱芒大区高等教育治理权的特点,充分考量组织的治理结构、治理逻辑中的社会约责、治理结构下的组织过程以及相关活动。研究认为,弗莱芒大区的高等教育治理呈现出政府放权力度大、法律治理、精英治理等特点。具体来说,制度设计与财权的掌控是弗莱芒大区政府调控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的主要手段;鉴于弗莱芒大区高等教育管理机构和大学内部具有界限明确的社会约责,大区政府无法强制干预大学的内部治理;而在大学内部治理中,精致的官僚机器、精英教师是大学内部组织活动的主要力量。据此,本文在高等教育治理权的一般来源、组织与分配逻辑方面获得了诸多启示。     

政府管制的两个限度与高等教育市场化

高等教育接近于私人物品,但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为政府的管制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公共性与管理方式奠定了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两个限度.两个限度的实质是政府、市场、社会与高校间的权力分割、责任分担的界线问题.所谓市场化就是要解决界线问题.但仅有市场化是不够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是解决权力分割与责任分担界线问题的必要准备.此外,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要旨应在于实现公私之间、公立内部之间的充分竞争.     

公共性视域下的现代大学治理

现代大学提供公共教育、传承公共知识,已经从私人场所转变成为一个公共机构。大学行政部门公共性弱化,科层管理异化为行政力量的过于强势,其本质是大学管理公共性的缺失。大学管理公共性的缺失可以引起大学公共性基于现实问题和公共性的要求,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核心是要提升大学管理公共性。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公共利益、民主管理、多方参与的治理理念指导下,从政府管理和大学内部治理两个层面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提供高等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模式包括培育专业教育中介机构、完善国家教育基本标准、发挥数据和信息服务作用、进行教育问责等;大学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则要从校长职业顶层设计起步,加强"校长"岗位的制度设计,包括明确任职要求、公开遴选程序、规范职责、制定任期和薪酬体系、形成制衡机制、设立校长卸任机制等。     

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教育政治学分析

本文从国家—社会的视角剖析了农村基础教育百年来的发展过程,集中探讨了近些年农村社会发生的若干重大过程,如税费改革中县乡财政关系的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及私立教育兴起等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及其治理结构的影响,描述了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着重分析了这些过程中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学校与民众之间围绕教育治理所发生的互动关系,指出了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某些新动向。     

NAPLAN and the role of edu-business: New governance,new privatisations and new partnerships in Australian education polic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edu-businesses currently work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Australian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Authority to deliver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policy initiative of the 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 Literacy and Numeracy (NAPLAN). These emerg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 exemplify new heterarchic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Australia, where a network of public and private agents now contribute to education policy processes. In analysing the NAPLAN policy network, this account seeks to proffer a critical analysis on the evolving PPPs in Australia and ascertains in whose interests and with what outcomes these PPPs operate. The NAPLAN policy network is analysed in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tate and its changing modus operandi, in which I draw on the notions of heterarchies, networks and new governance structures in education to understand these developments. Network ethnography is employed to document the network of PPP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NAPLAN and other government initiatives in Australia, and in particular, I reflect on the activities of Pearson and th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problematise what these policy networks mean.     

从集权规制到分权共治： 法国大学法权治理模式的演进逻辑与启示

法国大学经历了从双重集权管理向分权下的共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彰显了外部干预与学术自由的矛盾冲突,表现为政府权力、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复杂博弈与动态平衡,潜藏着经营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风险。科层组织治理的边界与行会组织治理的复归是公立大学规避制度风险、实现公共服务目标的必由之路。我国公立大学的法权治理模式应借助市场化改革潮流,建构多元衡平的法权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