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信任:基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考察

中国农村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但是,由于缺乏行政隶属关系,实际上前者的这种垂直权力结构在乡村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垂直与平行相交的权力结构,即包括街头官僚、乡村精英、权威人物、能人等几种权力主体的模式。在这种权力结构模式下,虽然他们处于中国权力体系的最末端,但是却在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搭起了一座通向信任的"桥梁"。因为他们掌握了其他政府组织或群体所不具备的获取村民信任的特殊资源———能力、威信和依附。在这种权力结构与信任资源获取方式共同影响下,中国乡村社会中"权力-信任"关系也表现出"强权力-强信任"、"强权力-弱信任"、"弱权力-强信任"和"弱权力-弱信任"四种特征。     

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精神实质及其历史嬗变

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精神实质不是简单地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外在表现样态模仿和变革。中国社会传统结构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传统结构的根本特点,即乡土性。这种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团体为中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事实,显示了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不是由一个“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革命性转变进程。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精神实质是中国社会历史主体在实现差序格局现代表达过程中所实现的市民社会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逻辑互动;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突出地体现为市民社会、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文明现代化等视域中差序格局现代表达方式的历史嬗变。     

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社会秩序始终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探讨“社会秩序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上,信任进入了社会学家的视线。社会资本在本质上讲是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人际关系;而社会学视野下的信任是根植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一种社会关系,信任关系的建立普遍以人与己之间的“关系”为前提来做出的关系判断和行为选择。“关系”是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结合点,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视角对信任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架构关系研究述评

学者们对“Civil Society”的翻译不尽相同,主要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间社会”和“文明社会”等。“二分”论者主张将洛克和黑格尔的两种不同的架构理论进行调和,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三分”论者主张“国家-市场（企业）-市民社会”的“金三角律动”。如何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陛互动,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模式。学术界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不足。     

中西社会结构变迁与对外政策取向的比较分析

要探寻中西对外政策的差异,需对双方的内部社会结构及演变过程进行比较。西欧和中国在历史上分别形成了按阶级对峙的市民社会和按阶层分立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以其内部冲突促成扩张性对外政策,以其内部和谐促成保守性对外政策。在当代,市民社会发生的变化使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呈保守和扩张的双重取向,中国多阶层社会则依旧维持内部和谐状态及保守性对外政策取向。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超越

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努力都是为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超越市民社会及其典型形态即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反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哲学,从国家“下沉”到市民社会,主张从市民社会出发揭示市民社会的真实面目以及与国家的关系,进而把握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组成要素,寻求超越市民社会的力量、途径与策略;在把视角降落到市民社会,以及发现了市民社会及其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缺陷后,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为剖析和超越市民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层面上对市民社会进行了病理学诊断,揭示了市民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矛盾,阐释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命运;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全面批判,马克思找到了实现超越的革命路径,为人类从市民社会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中世纪社会结构变动与近代民主的起兴

欧洲中世纪常被人们视为蒙昧黑暗的时代,但错综复杂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尖锐的阶级冲突却恰恰促成了近代民主的萌芽和起兴。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交叠的权力斗争塑造了欧洲中世纪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的分裂与制衡,王权与教权,贵族与君主,以及平民、市民与贵族的斗争状态给近现代民主理念的形成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相关的史料和理论的论证,作者借用达尔多元民主理论强调了民主得以发展和运行的社会结构条件,即一种社会高度组织化、组织高度独立化,多元的可相互制衡的社会结构模式。     

从传统到现代：热贡唐卡传承依存的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文化就是社会的镜像,植根并建构于不同社会结构之上的人类文化,其传承与发展必然刻着那个历史时代的烙印。本文基于热贡唐卡的传承现状,阐述了热贡唐卡传承赖以生存的两大社会结构,即“传统社会”与“现代信息社会”。     

二元社会结构与法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逐渐分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法治进程中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与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适度干预与调节可体现为“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为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奠定了基础。它有利于协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实现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整合,从而促进法治的最终实现。     

二元社会结构与法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逐渐分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法治进程中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与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适度干预与调节可体现为“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巳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为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莫定了基础。它有利于协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实现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整合，从而促进法沽的最终实现。     

浅议社会结构理论

金观涛先生在其“社会结构”理论中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关键在于其独有的“大一统”特征,即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结构的一体化。他还阐述了其“社会结构”的多样化思想,反对在其“社会结构”之外寻找历史发展过程的“终极原因。”我们认为,任何社会结构的形成都是社会冲突的产物。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着一体化、松散型和实力型三种社会冲突结构。因此,一体化冲突并非中国独有,社会结构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终极原因     

从《乡土中国》解读中国传统农村社会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和认识。认为社会秩序实际上靠的是“血缘、地缘、家庭”——三位一体的乡土精神来维持，根置于土地的乡土精神是中国农民生存的动力所在。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血缘关系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人们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     

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及其表现样态

社会结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始终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其在中外社会结构现代化进程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样态。     

谚语--中国农业社会的心理结构

谚语反映了民族的历史事迹、自然风貌、文化传统、心理状态、乡土习俗、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它是农业社会最朴素、最本真的思想表现形式。因此，通过谚语的语义结构更能从内容上切实地反映出中国农业社会的心理结构：主体优越意识中的大我与小我的关系。     

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从商事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法理学思考

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制社会的社会根基,中国正处于商事社会这一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欲建立现代法治社会与国家,就要在中国构建市民社会,也就是要推动我国商事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而推动这一转型要启动一系列复杂的国家与社会工程.     

市民社会理论的嬗变——从马克思到葛兰西

市民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结合资本主义的现实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和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路之一;而“市民社会”也是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葛兰西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相比较,葛兰西的对市民社会的考察呈现出两个重要的差异：一是研究视角的转移,即从经济哲学的视角转移到文化哲学的视角;二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转移,即从政治革命转换到文化革命：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转型期学校社会信任问题的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社会信任是学校发展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或深化,作为学校宏观社会资本要素的社会信任也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学校社会信任的变化,无疑受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为了赢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学校应当在处理好与政府和市场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同时,张显自身对“人无我有”（异质）与“人有我优”（优质）的内质追求。     

论市民社会产生的历史原因

市民社会在西方是一个传统的概念，市民社会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模式。欧洲王室与教会权力的分散化、多元化，在西欧市民社会得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没有这个特殊的外部环境，西欧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是不可能的。     

乡土信任的双视角考察--以"问题村"为对象的分析

文章以“问题村”为分析对象，从村干部与村民间的信任、乡土社会普通村民间的信任两个层面深入考察了乡土社会中的信任现状，并简要分析了乡土信任与村民自治间的关系。旨在探讨“问题村”秩序恢复的前景及乡土社会权威与秩序重建的可能性。     

乡土文化的教育重构:背景、问题与进路

乡土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群体记忆。从生产关系、治理方式、地理-生活空间、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四个方面审视,当前的乡土社会及乡土文化呈现出从守望田园到离土离农、从礼治秩序到法理秩序、从“共同体”到“原子化”、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时代特征。“后乡土性”导致传统乡土文化陷入共同体瓦解与规制失范、价值式微与整合失衡的时代困境。乡土文化的教育重构须确立走向文化自觉的价值取向;构建文化主体回归的组织机制;协同课程开发、教学模式与活动拓展一体推进的实施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