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季台湾教案中官绅民的反教原因及其关系

本文主要考察了清代台湾教案中官绅民反教的原因及其相互关系。文中认为，官府反教偏重于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干绅反教在于维护自身民间领导权的需要，民众反教则侧重于个人实际利益的得失与否，由于社会地位、知识层次等的差异，官绅民在教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在台湾反教斗争中，官、绅、民三者结合，逐渐形成了以地方士绅为中坚力量，以广大人民为主力军，以地方官府为保护伞的三位一体的反教格局。     

晚清直隶官绅与教案

晚清直隶官员对教案的态度分为袒护教会和打击、限制教会两种,以前者为主;士绅在教案中作用主要是制造反教揭帖,参与教案。官、绅在教案处理中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矛盾。     

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转型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发生着转变，而科举的废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加速了这一过程，它对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带给知识分子痛苦沉沦的同时，也给了它一个转变的契机。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一精英阶层，描绘成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边缘看客。     

近代徽州与安庆地区文化人物的结构特征及其成因比较研究

近代徽州和安庆地区人才荟萃,形成了安徽乃至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道亮丽的区域人文地理景现.两地在近代文化人物的区域分布、时间分布和类型分布这三个方面形成的既具共同特征又具鲜明区域特色的结构和特征,不仅折射出两地深厚的区域文化积淀和中国近代历史变迁图景,而且反映出近代文化发展、历史传统、社会变革及教育发展等诸多因素在其中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近代安庆银行业述论

安庆近代银行业兴起于20世纪初,抗战前十年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近代安徽金融中心之一;抗战爆发后原有安庆银行业全部瘫痪,日伪银行控制安庆金融;抗战胜利后,安庆金融业虽有所恢复,但今非昔比,安庆金融逐渐边缘化。     

太平天国时期苏沪官绅安庆请兵述论

1861年9月湘军攻克安庆后,应苏、沪官绅的多次请示,曾国藩派遣组建不久的淮军东援江苏、上海。淮军自安庆分三批搭乘苏沪官绅以重金雇请的七艘外国轮船东下至上海,从此走出了安徽,迅速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

近代华北自然灾害频仍导致灾民大量流入城市,是贫民阶层的主要来源。民国时期城市慈善赈济系统的演变,是促使灾民转化为城市贫民阶层的重要因素。"边缘化"是贫民阶层生存状态的典型特征,这种边缘化既表现在空间分布上,也表现在生存方式上。近代天津便是探讨近代城市贫民阶层的形式及其特征的很好个案。     

近代湖湘词人地理、阶层分析

近代湖湘词人在宋代寥寥无几的基础上急剧增多,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地域的高度集中;在阶层分布上,进士不是湘词创作的主力军,举人、诸生及无功名者成为新生力量.近代湖湘词学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为湖湘词学流派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近代安庆的教会医疗事业

同仁医院是近代安庆惟一的教会医院。它不断壮大 ,声誉较好。与此同时 ,安庆的教会医护教育和医疗救济事业也迅速发展。教会的医疗活动对该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乃至社会观念的变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外古近代语言研究历史比较

语言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至前5世纪.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语言研究的历史对现代普通语言学的发展都曾经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并在理论上、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可资借鉴之处.本文通过对中外古近代语言研究的历史作总结和比较,探讨其对当下我国语言学现状、发展的启示.     

试论宗教与哲学关系的历史演绎及宗教的哲学功能

宗教与哲学,一如世界上所有矛盾着的事物一样,都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片面地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而忽视乃至根本否认它们之间的统一。针对这样一种情况,本文在肯认二者相互对立的前提下,从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特别地论证和强调了宗教与哲学的统一性。一方面,我们强调指出,自哲学产生之日起,它就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我们又强调指出,宗教不仅对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有明显的助推功能,而且对人学或人生哲学和认识论也有明显的助推功能。     

近代列强对东北边疆的争夺与清政府的回应(1900-1911)

辛亥革命前夕,列强在东北展开角逐,并针对时势变化,调整对东北边疆的政策,加强了对东北的渗透及侵略活动,于此情形下,清王朝对此做出了内外两个方面的被动回应:即对外联合美国抵制日俄侵略,对内实施东北新政。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的侵略。     

晚清"会党"的反洋教斗争

受到当时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以风会党实现自身政治任务的政治意图所决定，晚清会党也积极参与了反洋教斗争；晚清会党在反洋教斗争中，往往能够依据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当时下层民众普遍的反洋教的社会情绪，采取较为灵活的斗争策略对外来侵略势力和清政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但大量的史实也表明，会党在反洋教斗争的过程中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从庙产管理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以1927! 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庙产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与佛教界发生了诸多磨擦和冲突。有些磨擦和冲突经过多方协调,基本得到解决;有些磨擦和冲突由于比较复杂,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未能完全化解。     

近代外企与当地商民关系演变述论——以清末民初豫北的福公司为例

甲午战争后,西方各国取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权利,大批西方企业开始来华开办工厂,从而成为第一批在华的外国企业,豫北的福公司即为当时的外企之一。虽说这些企业与当地商民由于观念、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发生过一系列矛盾、冲突,但在利益的驱动下,中外企业双方均采取了让步与妥协的立场,最终选择了"共赢"的道路。     

1910年官绅民在湖南反洋教活动的态度

1910 年湖南发生的反洋教活动中,木、泥匠和会党势力是反教主角;士绅表面上不再反教,却暗中支持普通民众的反教斗争;湖南官吏是护教和镇压反教的主力。这说明近代湖南尚未完全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完成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鲁迅与卡夫卡反抗人格的比较

鲁迅与卡夫卡是东西方一代文学宗师.他们有着诸多相似的经历,青少年时受族人或家庭侮辱和欺压,产生反抗的内驱力,当他们走向社会,便都把这种不满指向产生这种根源的社会制度、宗教、法律以及伦理道德.他们一个学医,一个学法律,但而后殊途同归都拿起文学的武器,用笔成就了他们文学家、思想家的地位.但他们又有所不同,鲁迅是思想家,又是斗士;而卡夫卡只是思想巨人,行动的矮子.然而,他用文学对现存社会、法律和制度的反抗,以及对人在异化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的揭示,无不使我们感到惊惧、颤栗和不安.鲁迅与卡夫卡生存于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制度,但是作为同一时代的思想者都反抗自已现存的社会制度,难道这不引人深思吗?     

近代以来外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上篇)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自 17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典籍和历代优秀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 ,论述了中国文化三百年来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研究述评

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在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研究上,特别是在习俗教案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对学界已取得的成果作一梳理,在肯定学界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前提下,对教案发生的"文化冲突论"、教民身处两难困境的原因、基督教的本土化以及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的历史脉络等理论问题进行再思考,是推动这一研究继续深入开展的必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