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阶段性

本按照王安忆的创作心态，以1984年为界，把她的创作分成两个阶段：即1984年以前为第一阶段，1984年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王安忆的作品对美的发掘占主导地位，在创作道路上不断地超越自己。第二阶段王安忆的作品转向对非美、对丑的揭示，在“性”的学创作上脱离生活，这个阶段王安忆的创作是迷失了自己。     

论柳永现象

柳永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第一位大量创作慢词长调的词人,第一位俚俗词派的代表词人。他的出现在中国学史上是一个突出而罕见的现象,可称为“柳永现象”。“柳永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词的发展进入了慢词长调繁盛的时代,标志着中国学进入了通俗学与传统雅学分庭抗礼的时代,也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大为壮大、职业人开始出现的新时代。     

主管风骚胜要津——王禹偁的诗文创作及影响初论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反对浮华风、倡言革新复古并有创作实绩的第一人。本从诗歌和散两个领域对其创作及影响做一简单论述。诗歌创作，王禹偁是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作家，对北宋诗坛摆脱颓糜之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起到了“开山”作用；散创作，其“传道而明心”的学主张及清新典雅、平实自然的散风格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欧阳修、苏轼等人。     

试论陆机的《文赋》

《赋》是中国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学理论论。陆机以学构思为中心阐明了一系列学理论问题。他的创作动机论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他充分肯定深入观察、运用想象、广泛钻研古籍、培养自己的高尚情志在构思中的作用,阐述了“物-意-”的关系,并提出了章以意为主,辞章、律为辅的观点。对为的利弊,他提出了“达变识次”的见解和“唱、应、和、悲、雅、艳”六条学创作标准。《赋》阐述了作家才性与章风格的关系,并对章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看法。《赋》对学的社会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加以具体说明,论述精辟。     

魏晋时期音乐对文学的影响

这里通过对魏晋时期乐论、音乐学作品及相关史料的解读与分析,阐述了音乐对学发展的影响。魏晋时期音乐与学的交互影响,不仅共同规约了时代审美风尚,同时还影响了学理论和诗风格的转变。对学而言．此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乐器和音乐进入当时人们的审美视野,成为学创作的题材。同时,受音乐的启发．诗创作的情感风格也由“雅”、“正”转而为“悲”、“艳”。     

并非“挑战”与“启蒙”－就《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与许子东商榷

许子东以史的眼光综合考察了不同作家、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作品。他从作品的情节切入，发现了《日出》、《啼笑姻缘》、《沉香屑第一炉香》三部学史意义大相径庭的作品的相似之处及不同之处，从中可看出他不同寻常的才情和学术思路。但有两点仍需。第一，张爱玲的创作游离于当时的主流学之外，客观效果上确构成了对四十年代主流坛的挑战，但就此便认为张爱玲在主观上受到了当时主流学的“刺激”、“干扰”、“挑战”，将自己置身于与主流学的紧张对话关系之中，并以创作作出回应，这一观点是否妥当？第二，认为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更多一些“五四风采”，并把忙于谈恋爱的花花公子解读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这一观点是否牵强？     

从教材出发学写新诗

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将“学写新诗”作为第一单元的学习任务,阅读新诗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尝试创作新诗,有利于养成精雕细琢的写作习惯,并激活美好的情感体验。初识新诗,需立足教材,把握诗歌的意象、想象、情感;了解新诗的轮廓,可以通过品读佳作,揣摩“共鸣”、“修辞”、“意境”等内涵;在此基础上,可以明确新诗创作的方法,尝试创作新诗。     

词学雅正创作和批评论

崇雅正、黜俗艳,以“雅正为宗”、“雅正为尚”,这是贯穿整个词史的创作审美理念。而以“雅正”作为词学批评标尺,指点词坛创作风尚,引领词学创作风气,也是一种独领词坛风骚的词学批评方法。     

曹雪芹对李贽文学观的继承与发展

曹雪芹的小说观察受李贽学观的影响,《红楼梦》的创作态度及创作原则与李贽的学观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发展,曹雪芹的“亲睹亲闻”,“取其事体情理”,“新奇别致”等小说创作主张,以更新的学理念,拓展了小说的审美思域,在小说理论史及小说美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忘却自我到心灵告白 --中国当代文学管窥

时代共名下的“十七年学”、“个人化的隐性创作”，从拷问历史到肩负社会责任的“新时期学”和“体现个人话语和心灵告白”的九十年代学，比较明确地在学本中显露出了在时代共名状态下和个人化的作家创作中体现出的作家心路历程-从忘却自我到心灵告白。     

南朝情歌艳诗对后代女性题材诗歌的影响

南朝乐府民歌和南朝文人艳情诗如一枝双秀 ,大规模集中地放肆地描写女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尚属首创 ,为中国古代女性题材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建安文人创作中理与情的消长

情与理不仅是古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且是文人文学观念得以深化前进的重要标识.建安前期文人的文学创作与<诗经>中的讽颂之作、屈原的发愤之篇、东汉中期以后的抒情辞赋一样,只是文人宣泄情感的一种自然方式,还未走上自觉,作品中情与理的结合比较和谐一致.建安后期,文学创作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并且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去使用这一工具,情感特征日益突出,理性精神相对弱化,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新的特质.     

论曹植文学创作风格中的二元对立

曹植作为建安文坛的晚辈和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其文学创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都与曹操及＂建安七子＂有较大的不同,相应地,其创作风格也有较大的不同。作为文学大家,其创作风格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且它呈现为一系列的对立和冲突,这主要包括：中和与慷慨、载道与抒情、端实与空灵、雅整与俗化、壮阔与柔婉等。     

论南朝帝王的诗歌创作

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南朝帝王多数擅长诗文，而且在文人集团当中充当领袖的角色，引导着南朝诗歌的发展走向；所作诗歌题材较为广泛，语言精致，风格轻柔，对后世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团圆主义模式的积极意义

文艺中的团圆主义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种世界文学现象。这一模式总是关涉着比较强烈的伦理主义倾向，它在本质上是人们借助文学方式从伦理上重建世界秩序以实现至善愿望的反映。从肯定性的一面来看，这一模式至今不绝的生命力，既源于其植根于文艺创作的本性和人生不完善的基本处境，也因为它能够给人精神上以安慰，道德上以满足，情感上以滋润，感觉上以适意，心理上以平衡，从而具有一定合理的社会价值和心理而难以轻易地否定。     

方东美文艺创造美学观初探

现代新儒学代表方东美有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其哲学研究的前提是在艺术鸽创造欣赏中,觉察创作之理,彰显美感之情,体悟宇宙与人生的和谐圆融。方东美鼓励人们将情感和创意投射到生香活意的艺术世界,以艺术的方式把握现实,感悟生命意蕴,在文艺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问中,实现超越存在的可能。方东美有关文学艺术创造的审美特性的观点,是研究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切入点,也是方东美文艺美学观的精华。     

人·情·文——魏晋玄学与文学漫议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这集中体现为魏晋玄学中关于人的问题的哲学思考。"人的觉醒"带来了"文的自觉"。魏晋玄学中对人的情感的大胆肯定,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情感"在文学艺术中的重要性得到认同,文学艺术由重叙事到重抒情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影响。     

闻一多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关系之微探

文学公共性是借用哈贝马斯在社会学领域提出的公共性概念形成的。文学公共性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反思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文学公共性的角度,通过文学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关系阐释与解读闻一多的诗歌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方面拓宽了闻一多诗歌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能够从整体上把握闻一多诗歌的创作。闻一多诗歌创作“泾渭分明”的前后分期实则是交织了一条公共性与个人性编织的红线。     

简述唐代诗歌中的女性王国的兴起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而唐代女性诗人对唐诗的兴起和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唐代女诗人的数量和她们的艺术成就都是在封建社会中绝无仅有的,而在唐朝之前,女性文学创作者却是凤毛麟角。唐代女诗人创作的兴起以及繁荣有着它特殊的时代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