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族地主政权的建立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

世族地主政权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政权形态,它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特点是掌握政权的不是一般地主,而是一些占有大量土地和世代当官的大地主,亦称世族地主。世族地主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能够建立世族地主政权?世族地主政权在我国历史上起过哪些作用?这是本文准备探讨的几个主要问题。     

魏晋南北朝世族地主政权的演变

一前言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政权,和秦汉一样,同是封建地主政权,不过已不是一般的地主政权,而是世族地主政权.魏晋南北朝的世族地主政权,渊源于两汉世族地主,曹魏时,施行九品中正制,世族地主政权正式建立,西晋时,推行全国,东晋南北朝时,盛行起来.南朝时已转入腐朽衰亡阶段,北朝则继续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才最后消灭.西晋亡后,北方陷入了胡人统治者手中,这些胡人统治者,由于其自身在经济上文化上的落     

曹魏与世族关系考察

本文把曹魏与世族的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考察:即曹操时期和曹操后时期。认为世族的支持是曹操得以起家和形成割据势力的重要因素。世族与曹操的合作,并非迫于压力或是为了借曹操以兴复汉室,而是一种自愿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曹操始终如一表现出的亲和世族的倾向,一方面源于党锢之祸后世族政治态度的变化。曹操对世族采取了依靠利用与适当打击相结合的政策,较为成功。而自曹丕起,曹魏渐次放弃了对世族的打击政策,反予世族以较多的优惠,使世族势力在曹魏后期迅速膨胀。司马氏代魏不是世族与宦官地主对立斗争的结果,而是世族地主势力膨胀的必然结局。     

孙吴兵户制度述论

兵户制度是孙吴政权的军事制度,这一制度是在三国鼎立时期,最高统治者为着保证战争对兵力的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本文就孙吴兵户制度的一些问题,作一论述,不妥之处,请师友们赐教。     

论世家贵族地主阶层的形成

魏晋南朝历史上所出现的世族政治,在中西方封建社会史上,都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对世族形成的社会条件及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世族政治的思考.地主封建制社会初级阶段的三大特点,即地主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不发展、宗法制、以及政治结构的高度集中与垄断,是世族产生的基本前提,从时间上言,世族的产生可上溯到西汉.两晋南朝世族政治的出现,除社会形态的基本作用之外,还受决定于封建国家政权在统治者间的移接方式.这种移接方式,使整个社会在不稳定中保持了稳定性,使世族在变与不变之中保持了自己社会政治地位的连续性.     

宋代客户地位探究

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均田制最终瓦解。在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买卖频繁,出现“前年田,八百主”的现象。宋代客户与前代部曲相比．他们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减弱．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编户齐民的资格．有部分通过勤奋劳动从客户上升为主户．从以前地主的私属桎梏下解放出来了;在租佃契约制下的客户拥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定额租的实行．地主不再直接干预客户的经营,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可以经营其他职业．使客户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北宋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地主随意不经官府同意“私设公堂”处置客户,客户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三国户口考

关于三国时期的人口，历来论者寥寥。其时魏、昊、蜀汉三方控制的人口不仅有民户，还有兵户、吏户、屯田户等；而屯田户数量之大，不仅关系到三方控制户口的总量，也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研究屯田制者多着眼于制度本身及其作用，几乎无人涉及屯田户的数量；治人口史者虽曾提及屯田户数量问题，但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本文对三国时期三方政权实际控制的户口数量进行考察，特别是结合西晋初年的户口变化，考证魏、昊所控制的屯田户数量。     

明代福建户口流失原因浅析

在封建社会 ,户口的繁殖往往是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明代福建经济 ,尤其是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沿海城市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 ,而为什么其户口却在不断“减少” ?主要原因是 :沉重的赋役导致人口流亡 ,赋役制度的变化造成户口统计失真 ,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荫蔽户口以及人口的经济性迁移使得户口大量流失     

唐代的田庄

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就不断产生大田庄。但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后,唐代初年,拥有大田庄的门阀地主暂时减少。在均田制推行的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虽未有任何程度上的动摇,但土地集中的情况还不严重,因而唐初的田庄也比较稀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及土地兼并的发展,地主占有的土地大量增加,所以田庄亦日益形成。开元、天宝以后,大田庄遂在各地纷纷出现。唐代田庄有属于地主政权及皇室者,前者为封建国有性质的田庄,由庄宅使,宫苑使等管理,亦可割     

士族与敦煌汉文化的关系

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中一个腐朽没落的阶层,但士族与敦煌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追溯河西士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便可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众所周知,早在西汉后期,河西就形成了地主士族势力,魏晋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已成为一股势力极强的特权阶层。十六国大动乱开始,中州世族也流转河西,加入河西士族的行列。《资治通鉴》123卷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日条胡注:“永嘉之乱,中州士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中原士族的加入,使河西世族集团势力大增。五凉时期的各个政权,其兴衰成败无不与世族大族息息相关。     

五凉政权与西州大姓

当西晋的短暂统一结束以后,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中纷纷建立政权。地处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先后出现了汉族张氏前凉政权、略阳氐族吕氏后凉政权、河西鲜卑秃发氏南凉政权、汉族李氏西凉政权和卢水胡沮渠氏北凉政权。一百三十多年间,河西走廊上五凉兴亡交替,来去匆匆。和这些短暂的地域性政权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是地域性的世族地主集团——西州大姓。五凉政权作为阶级统治的权力,正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西州大姓的权力。探求五凉政权与西州大姓的关系,是五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魏晋隋唐时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

黄巾农民大起义之后,中唐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发展过程中自成段落。这五个半世纪中,社会经济呈现出很多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时代特点。大量无主荒地的不断出现,地主政权以屯田、占田、均田等方式不断处理、分配这些土地,就是这些特点中最重要的一个。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在魏晋隋唐时期,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呢?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呢?这确实是我们史学界正在争论的一个重要问     

隋唐五代文化发展略述

隋唐五代的社会发展,可分为三期:1.隋到唐初,还是世族地主壟断政权;2.唐代中期,新兴的地主渗入政治舞台;3.晚唐到五代,世族地主沒落,封建社会向君主专制阶段过渡。这种轉变,商品經济的发展,是起了巨大作用的。隋唐五代文化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隋到初唐,是总結南北成果,滌除旧污的时期;第二期,唐代中期,文化全面发展;第三期,晚唐五代,文化方面某些部門萎縮,某些部門則突飞猛进,为下一阶段的文化发展打下基础。本文为篇幅听限,不能詳細涉及社会經济背景,仅就文化发展总的面貌,加以闡述。 (一)隋到初唐,总結成果滌除舊污     

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问题

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此,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土地兼并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伴生物, 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是土地兼并的根源。在封建社会,由于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不固定,加之土地买卖盛行,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现象的出现。土地兼并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 无法克服的经济现象。 土地兼并现象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兼并的势力主要有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和商人等。土…     

北朝以来私家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

公元六世纪建立的隋王朝,是继承短暂统一的秦王朝后又一个短暂统一的王朝。它在我国中世纪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个王朝实现统一的原因,史家已经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了探讨,结论颇不一致。我们认为,杨隋中央集权政权的出现及其统一南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当时作为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主要内容的依附关系的开始减轻这一经济条件的”。现就这一论点,略陈我们的看法。     

论司马氏代魏之原因

曹魏时期兴起的士族地主禀承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性，以大土地所有制、宗族势力、文化优势为基础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形成“家族本位”的政治原则，在经济上以小农为主要兼并对象、形成强劲的兼并、扩张势头。由此构成以独占性和集权专制体制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皇权的内在矛盾：即集权专制与士族政治势力不断膨胀的政治矛盾和二者争夺小农的经济矛盾。皇权的稳固程度是与这对矛盾的激化程度成反比的。曹魏后期的曹爽改制以削弱中正权力为突破口，以加强皇权为目的，触犯了士族的根本利益，从而激化了士族与皇权的内在矛盾。司马氏正是利用了这一矛盾而以笼络士族为主要手段，改变了曹氏与司马氏间的力量对比，完成了代魏之举。因此，士族与皇权内在的深刻矛盾是司马氏代魏的深层原因。     

试论魏晋的质任制

质任制是魏晋统治者推行兵户制度的一个法律措施。质任对象,曹魏时期是率兵将领的家属和兵户,两晋时期只是兵户。本文就魏晋时期质任制的有关问题,作一论述,不妥之处,请师友们指教。一     

论西汉后期流民问题的社会原因

西汉后期,农民破产流亡的现象十分严重。目前绝大多数论著认为:导致当时严重流民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本文就这一问题略述己见。众所周知,土地兼并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土地问题的严重程度总是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相联系,决不是封建统治集团任何修补弥缝之策所能解决的。随着地主兼并势力的不断发展,西汉后期的流民同题也越来越严重。那么,土地兼并是否引起农民流亡,产生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呢?我们认为不是!虽然土地兼并必然侵吞自耕农民的土地,但地主兼并来的土地仍然需要农民耕种,才能取得剥削收入,决不是把农民统统从土地上赶走,让土地闲置荒废。如豪强地主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就靠他兼并来的田地剥削农民起家。又官僚地主张禹“多买田至四百顷,     

论西汉后期流民问题的社会原因

西汉后期,农民破产流亡的现象十分严重。目前绝大多效论著认为:导致当时严重流民同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兼并。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本文就这一问题略述己见。众所周知,土地兼并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土地问题的严重程度总是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人口增长速度相联系,决不是封建统治集团任何修补弥缝之策所能解决的。随着地主兼并势力的不断发展,西汉后期的流民同题也越来越严重.那么.土地兼并是否引起农民流亡,产生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呢?我们认为不是!虽然土地兼并必然侵吞自耕农民的土地,但地主兼并来的土地仍然需要农民耕种,才能取得剥削收入,决不是把农民统统从土地上赶走,让土地闲置荒废。如豪强地主阴     

六朝江南封建地主庄园向城镇的转变

东汉以降,历经魏晋南北朝,伴随着政治中心的多极化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大改组,江南地区经济得到了开发,出现了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的局面。在这一历史性巨变中,世族、豪强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的充分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庄园向城镇的转变,是他们历史创造活动的主动性充分发挥的结果,它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江南地域生产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从而也就确立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历史地位。对六朝时期封建地主庄园向城镇的转变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往几乎无人问津。笔者认为对该问题从一个较新的角度来探索,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六朝封建地主庄园向城镇转变的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对于进一步揭示经济重心南移的真正原因也是大有稗益的。一、六朝庄园向城镇转变的历史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