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童子"文学的美学品格

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期,这一时期新兴的“童子”文学洋溢着“少年气”的壮美格调,其形成原因与当时将童子看作未来之国民的“儿童观”有密切关系。注意儿童性与文学审美性,成为建立“五四”儿童文学的重要基础。     

论中国五四文坛的“童心崇拜”

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和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催生了“童心崇拜”的热潮。童心作为反封建专制的突破口和反污浊人世的避风港而被礼赞，它寄寓着新文学作家们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童心崇拜”极大地张扬了儿童的主体地位和童心“美”，从而加速了中国儿童文学获得现代品格和审美品位的进程。     

用想象为儿童撑起一片诗意的天空——浅谈中国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

“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儿童文学,由于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很多作品的幻想性不如外来儿童文学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也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新格局,富有想象力的诗意作品增多,但是由于受到当代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也还是存在想象力匮乏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因此,用想象为儿童撑起一片诗意的天空则成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使命。     

现代性与"儿童的发现"——试论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与意义

“儿童的发现“是五四现代性“祛魅“过程中的一大贡献,由此揭开了儿童文学的迅速发展。五四时期儿童文学也出现了种种“复魅“的迷失。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主要贡献还在于儿童视角的使用。儿童视角丰富了小说叙事视角,虽然存在着视角运用的越界,却给中国现代小说增加了新的艺术魅力。     

“儿童文学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语文教材的内容,并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这一教材内容的重大调整,既是语文教育改革的结果,也是各书局市场竞争的结果。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在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小学国语读本》中表现尤为突出,这与叶圣陶身兼语文教育家和儿童文学家两种身份分不开。“儿童文学化”的教材特征对当前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亦有启发。     

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政治

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书写具有“体制化”与“反体制化”的多质性。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视域中,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身体叙事既受到五四儿童本位观的理论助力,又不曾脱离自左翼儿童文学开创的“革命范式”。从元概念出发,新中国儿童文学存在表征“一体化”思想与确立自身“主体性”的矛盾。一方面,新中国儿童文学利用“体制化”的身体书写传达政治性与革命性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反体制化”的身体书写彰显了儿童文学“为儿童”与“为文学”的本体内涵。具体而论,身体话语呈现出“自属”与“他属”两种性质,其实质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写儿童”与“为儿童”两种创作观念的混杂与统一。负载过于沉重的政治意识形态会阻滞文学性与艺术性的自然发展,身体书写是儿童文学调和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协商载体,进而缓解了儿童与成人“不对位”的代际矛盾。     

中国儿童文学师夷说

我国有三次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热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二次在建国后的50年代,第三次在1978年以后。“五四”时期,域外儿童文学译介促进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形成。上世纪50年代,在泛意识形态影响下只有苏联和东欧的儿童文学作品能译介进来。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大量东西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使我们懂得了儿童文学应有的本体特征、美学内涵和地道的品质与真谛,中国儿童文学才汇入世界儿童文学的潮流。     

个性主义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

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思潮的勃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改造病态的国民性,呼唤“人的发现”和个性解放的过程中,新文化人本着“儿童是人”,“儿童是儿童”的个性主义儿童观,确立了以尊重儿童年龄、心理和个性特点为核心的个性主义儿童文...     

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

儿童观问题是儿童文学一个根本性的文化问题，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集中到一点，就是“儿童观”问题。从五四“以孩子为本位”的儿童观，到30年代“配合一切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再列八九十年代尊重儿童个性的儿童观，它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产生了变革，通过儿童观来影响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     

现代性与“儿童的发现”——试论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与意义

"儿童的发现"是五四现代性"祛魅"过程中的一大贡献,由此揭开了儿童文学的迅速发展。五四时期儿童文学也出现了种种"复魅"的迷失。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主要贡献还在于儿童视角的使用。儿童视角丰富了小说叙事视角,虽然存在着视角运用的越界,却给中国现代小说增加了新的艺术魅力。     

王国维美学思想略论

王国维美学是中国近代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汇点,是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也是中国新文艺的先声。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精华,形成了“天才说”和“游戏说”、“苦痛说”和“古雅说”以及“境界说”等重要的文论思想。它们分别从文学创作的起源、审美尺度、审美特征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消费文化的掣肘下,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风景描写"已开始大面积消失。通过对西方人所经历过的文学描写经验来和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描写进行比较,找出其中正确的文学描写价值观,可以为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风景描写"的缺失指出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首先从"风景描写"的文化背景入手,阐释其为何消逝的成因,从而证明"风景描写"是民族文化记忆和文学本土经验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其二,从对"风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沿革与概念论域的界定中,得出"风景描写"不能忽略它在民族文化记忆中的抵抗物质压迫的人文元素之观点。其三,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不应离开对"风景描写"的惠顾。其四,对"风景描写"在中国文学的地理分布及其地域特征进行了大致的梳理。最后,对"风景描写"的价值选择与前景展望作出判断:"风景"不仅是农业文明社会文学对自然和原始的亲近,同时也是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人对自然和原始的一种本能的怀想和审美追求。     

十七年诗歌“古典＋民歌”范式的现代性阅读

"古典 民歌"范式是十七年诗歌流行的诗体范式,它注重从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传统中吸纳艺术经验以滋养诗歌,形成民族的诗歌形式。构建"古典 民歌"范式的意义是重建一种民族的新型文学和寻找契合民族心理的审美范式,以对抗中国现代文学的西方艺术传统。     

论钱钟书对性恶母题的表现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人性恶最关注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对人性恶的表现非常自觉、深刻和彻底。这一创作旨趣反映了钱钟书对恶在伦理道德和审美上的深刻认识,也表现出他对时代命题的高度关注和思索。钱钟书的创作实际上构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启蒙主旋律的一种偏离和反动,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景观和思想深度。     

“五四“时期叶圣陶的文学观

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 ,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 ,其文学观在“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     

现代乡土文学研究的民俗文化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民俗学自起步阶段起便结缘.源于共通的审美品性,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自觉表现民俗事象,创作中的民俗叙事开创了现代乡土小说独特的地域性、民俗性的审美品格.文章从现代文学与现代民俗学的结缘及密切关系;民俗对创作主体、客体的影响;现代民俗学的“文学化”倾向等几方面对现代乡土文学的民俗文化视角进行解读.     

“母语化”:寻根作家和“中国式意象”

“母语化”是寻根学最为看重的话语表述方式之一,也是对新时期学创作最具影响的艺术成就之一,母语化是对中国传统审美经验作充分的借鉴和吸收,以激活汉语言在学表达上的诗性和灵性。本试图通过西方批评家和诗人对汉语言诗性特征的理解,联系中国古代论家的阐说和寻根作家的创伤,重点分析“中国式意象”的构成,由由论述寻根学中的母语化倾向及其现代审美意义。     

论“字”的本义与“刻”的原生态

时下现代刻字提倡“主题创作”,希望以此走出一条符合中国传统审美哲学、并具民族特色之路。对“字”的本义与“刻”的原生态进行深解,当是“主题创作”可承使命的结合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巴蜀视野"的意义和内在复杂性——从李怡、肖伟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巴蜀视野》说开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巴蜀视野"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巴蜀视野"提出的意义在于巴蜀现代文学研究者开始注重自己的"文化身份",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差异"叙事的存在。"巴蜀视野"也展示出在区域立场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复杂性:第一,区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共时的结构,而不是历时参与的过程;第二,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多层次的;第三,区域文化视野研究要解构中心,对文学史进行重新洗牌,但并不是走向无中心的反本质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