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裕固族东迁传说的社会记忆功能

裕固族族群的社会记忆通过刻写体系和体化实践双重方式得到了保存与延续。东迁传说是裕固族民众对于先民东迁历史的记忆,是基于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而对东迁记忆的不断建构,作为典型的体化实践,民间文学将社会记忆通过传播与维持,对增强裕固族族群认同,族群整合起到了功不可没的重要作用。     

裕固族东迁以前藏传佛教传播情况考略

利用汉藏文资料及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资料,对明朝中叶裕固族东迁之前各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并对裕固族东迁的宗教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东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东迁节:裕固族历史的神话化

神话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才能拥有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东迁节是裕固人对奠基式过去进行现时化的重要活动,通过对族群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诸多回忆形象的现时化,进一步确认了族群身份认同和面向未来的发展。     

元代东迁西域文士自觉主动中华认同的理据考探

元代东迁西域文士为维护山河一统、加强中华各族群交流交往交融、推动中华文化交融凝铸,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中华认同思想多承继部落与家族,其思想在代际传承间得到加强。考据元代东迁西域文士自觉主动中华认同之理据,可以击破反对势力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破坏,戳穿离间中华民族内部团结之图谋,也可纠偏对元代历史贡献的漠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西周末年郑国东迁路线试探——以清华简为新材料

清华简中与郑国有关的史料表明,西周晚期郑国的东迁是郑桓公带领族人经过艰苦奋战逐步实现的。郑桓公带领族人东迁的路线很有可能和昭王伐楚荆的路线相同。桓公从宗周出发,先至汉水,在到达中原地区的"棫林"之后,从南向北进攻,战于鱼齿山,获得汝水北岸的泛城,新郑与许昌之间的訾地,又奇袭了溱洧之间的区域,攻克了郐国。应国旧地鲁山、襄城、郏县、北部的禹城、长葛、新郑、管县等地先后为郑所有。郑桓公时,西周应国的大部分领土和郐国旧地,都成为郑之国土。郑桓公以郑父之丘(今河南新郑市郑韩故城)为都,开启了郑国的基业。郑国在春秋早期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强国。     

北元时期察哈尔部东迁原因及驻牧地简析

蒙古察哈尔部于16世纪中叶举部东迁,最初的博迪阿拉克汗率察哈尔等部众从现大同北部的乌兰察布市中部地区,东迁到了现锡林郭勒盟的南部沙漠和赤峰市的北部一带。后来达赉逊库登汗率领蒙古左翼万户再次东迁到兴安岭以东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袤草原地带,使蒙古的政治中心东移。察哈尔等部众大规模东迁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强盛的右翼蒙古之侵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选择优良的牧场,还有辽东兀良合、泰宁、福余三卫封建主的欢迎等,既有被动因素也有主动因素。     

“救乱”与“东迁”:郑武公“处于卫三年”探析

《清华简(陆)·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载郑武公曾“处于卫三年”,这一材料似乎揭示了郑国在“两周之际”曾作出了巨大的政治转向。郑桓公预感天下大乱,带领周之遗老史伯、虢叔等东迁,代表了畿内诸侯的利益。因此幽王死后,郑国拥立携王,形成“二王并立”的局面。而郑武公极有可能在此时被卫国软禁,“处于卫三年”,并作出了拥立周平王、迎娶仇敌之女武姜的决定。郑国虽然支持平王取得了王位,但与周天子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扩大,在繻葛之战后最终走向破裂。     

论西汉时期的函谷关东迁

位于灵宝附近的函谷关是先秦时期的天险。西汉时期,函谷关东迁至新安县。这次迁移的原因,是因为军队构成的变化,导致函谷关天险地位的动摇、军事价值降低。汉武帝时期,扩大中央集权,加强关中的政治地位的需要,造成函谷关向东迁移。函谷关东迁之后,其军事价值进一步降低。     

明代东迁关西诸卫部众在金塔的安置与流散--以《肃镇华夷志》为主

裕固族的东迁是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明政府对各卫东迁部众的安置也经历了不断改变、调整、完善的过程。其中今金塔县境内的威虏、金塔寺、哥力哥什堡、东八里堡、白雁墩堡、察黑包堡、西八里堡、威远古城等地是其主要的安置地。在此生活期间,各今金塔县境今金塔县境除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外,还经营农业。但由于受到北境蒙古部落的侵扰,加之明政府民族政策的偏颇,这些人最终又从安置地回迁至肃州周边,没有起到“藩屏”作用,最终被王琼安置到了肃州南山及今明花地区,形成了后来裕固族住牧地态势。     

民国后期湖南水灾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民国后期由于社会政治腐朽黑暗，洪水泛滥成灾，从而对当时社会的生产和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使农村劳动力锐减，耕畜、农具损失惨重，农业生产急剧衰败，而且导致了城镇工商业的衰落，社会经济出现危机，进而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还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动荡，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试论周瑜的勇气

明末清初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的周瑜这一人物形象,是一个带有矛盾性的艺术形象,即在其身上既充满着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小气,又存在着足以令三军将士敬服的才气和勇气。就其勇气而言,着重体现在联刘抗曹的忠勇之气和左右君主的无私勇气两个方面。     

官师一体 政教台一——西周民众教育刍议

进入文明时代不久的西周社会，很重视民众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外，周王朝的各种官员都负有一定的教育职能，大司徒更是实施民众教育的直接承担者。其措施是官师一体、政教合一。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提高人民农业生产的技艺，要人民懂得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对全体民众进行道德和法制教育。     

论"仲春之月,令会男女"

周代是宗法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婚。聘婚是周人的合法婚姻。这在《诗经》和《礼记》中均有反映和记载。但是，在以聘婚为主要形式的婚姻中，同时又并存着“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无媒婚。对这一婚姻现象，古今论者多语焉不详。本文拟从当时为政者无奈中的权宜之计、“令会男女”的文化背景和增殖人口的现实需求等方面加以考察，可能会求得个中三昧。     

西周林政初探

中国古代林政,初兴于西周,其标志是周统治重视森林职官建置和加强伐木管理。其林政兴起的原因,除当时丰富的森林资源,更重要的是西周统治思想与自然财富观的有机结合所致。西周林政包括森林职官和森林政策两个方面,其显特点是：森林是属于周天子和封侯所有的天然富源,伐木要有定时;政府有计划地组织林垦,并开始实行人工培养保护森林的制度。     

论周密词与其笔记的内在关联

周密是宋末著述大家,创作了大量的笔记和词作。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和文体内部新变的要求,周密的笔记与词作同步丰收、同题共作,有着基本相同的创作兴趣;宋人笔记具有的杂、散、实录等叙述特点影响了周密词作的风格特征;在词的创作中融入笔记小品文,使得周密词作有着浓厚的笔记小品文的趣味。周密的笔记与词作之间存在着的这些内在联系使得周密词作别具风貌。     

周恩来社会实践中的人文精神

周恩来在社会实践中,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热切关注,对于他人的人格和尊严的维护,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的高度重视,对于人类理想状态的追求和期待,构成了他整个人文价值的系统。这对于我们推进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培育先进文化的环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被历史遮蔽的一种：周瘦鹃及其翻译小说

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准所构建的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框架中,民初文学被历史所遮蔽,其审美价值被忽略。周瘦鹃作为民国初期著名的翻译家、小说家、编辑家、园艺家的历史价值一直没有受到肯定。以周瘦鹃发表于民国初期著名期刊《礼拜六》的翻译小说为例,意在做一点历史除蔽的探索。     

《诗经．周颂》所体现的周人宗祖观念新探

一般认为,《诗经．周颂》反映了周人对祖先歌功颂德和祈神降福的思想。但从《诗经．周颂》的《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三诗所反映的历史内容看,它还表达了成王“未堪家多难”的感慨。这说明周人的宗祖观念较之殷人更加丰富,不仅把祖先看作有神异特征的鬼神来崇拜敬畏,而且融入更多情感内容。周人的宗祖感情更人性化。     

论周昌的无言可救赵王如意

《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吕后怒骂周昌不遣赵王如意.宋人范浚、周紫芝均为周昌设辞应对吕后.笔者认为,二人言辞并不足以打动吕后,此时周昌的确无言可救赵王如意.     

周作人的民间立场及其对新文学的建构

清末民初以来,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以民俗学方法入手,对民间文学有着独特的认知与论述。本文通过考察五四后周作人民众认同的转移及其对各种民众文学形态的评判,考察他的民间立场与新文学建构的关系,并由此呈现其身份认同的独特性和思想心态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