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的统一性－－兼评中共党员委员如何坚持两种监督的统一

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在监督体系、监督范围、监督方式上是有区别的；然而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在监督对象、监督目的、监督原则上又是同一的；目前，党内监督与民主监督存在着轻重失衡、上下失调、体制不畅、整修社会监督体系未形成合力等问题，须进一步研究强化监督的对策。     

论加强对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学习十六大报告的思考

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好是我国实行对权力制约和监好的关键、前提和基础，加强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好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借鉴，是对党内权力制约和监好状况提出的紧迫要求。加强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好，要不断增强监好意识，改革和完善监好制约体制，建立和使全制约监督制度，突出抓好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权力监好这个重点和核心，并不断拓宽党内权力制约和监好的渠道，使党内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朝着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学术权力的误读——兼与许为民教授等商榷

无论剑桥大学的改革案例,还是欧美国家大学管理的实际,所谓的学术权力,都是就学术组织的整体权力而言,而非从教育管理中划分出来的权力"孤岛"。坚持学者评议会决策、党委会决定与校长行政执行的系统化权力模式,这才应是中国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党内法规定位——兼与“党内法规是软法”商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法规体系在治国理政中的定位被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逐步成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可或缺的制度支撑。然而,学界对党内法规的定位问题仍莫衷一是,对党内法规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软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成了党内法规作为法规范的属性,并对党内法规的制度定位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因其理论局限和逻辑悖论受到不少质疑。超越党内法规"软法论"的局限,立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为党内法规科学定位,将党内法规定性为与国家法律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法规范,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权力产生于“共存”需要——兼与伍代春等商榷

政治权力起源是近年来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伍代春先生与陈昌文先生合作的《论权力产生于差异》一文,将权力产生的原因从物的因素推进到人的因素,在深刻性上比“占有”论前进了一步,但此种观点犯了原子主义的错误,难以阐明权力产生的动力机制。通过结构主义分析,可以得出政治权力产生于人类群体现实性的“共存”的需要。权力是群体共同体的一种结构性属性,任何个体（或个体差异）都只能是这一结构的更为初始的构件之一,“个体差异”只能处于一种被动地位,个体精英与其能力是共同体根据现实需要而选择是否托付职位的依据。个体差异或精英因素,可以扩大权力,但不能产生权力,群体需要的召唤才是政治权力产生的结构性根源。     

论价值的本质及其根源——兼与赖金良先生商榷

在我们的语言中,价值概念有三种不同的形态。主客关系模式是诠释价值本质的合理方法。哲学价值论意义上的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效用。主体的需要是价值产生的最终根源。心理分析是哲学价值论的必要方法。     

“物质”概念的渊源、实质与质疑——兼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物质＂概念的历史内涵是广延。在西方哲学史上,＂物质＂本体论并不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改造。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定义及其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实质上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这一＂对象＂并没有摆脱＂广延＂的特征,因此,＂物质＂概念不能构成对传统西方哲学一系列核心概念的消解。如果＂物质＂概念仅仅被界定为非广延的客观实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唯物主义的结论以及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都将难以自圆其说。     

论行为的结构与道德评价的对象——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严格意义上的行为等于"行动中意图"加上相应的"身体运动",这是行为的基本结构,但行为的完整结构却包括自我、欲望、信念、在先意图、行动中意图、身体运动及其后果等要素。根据道德评价的"可控原则",行为之完整结构中的诸要素都可以成为道德评价的对象。基于从不同层次的道德评价对象来理解道德的真正含义,就"动机效果分别论"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论美的客观性——兼与曾簇林、潘必新教授商榷

美的客观性问题,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客观论”、“主观论”、“主客观统一论”等对象性研究上,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美的客观性问题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客观性原则”的指导下;在诸如“老庄哲学”、“佛掸哲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各流派所隐含的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追问方式的辅助下,方能得到逐步“澄明”。所谓“美的规律”或者美的客观性,若从对象客体方面来讲,那就是指对象客体所“固有”的审美属性在恰当的审美关系、审美实践中“呈现”出来。若从主体方面来看,那就是指主体所“固有”的审美的“本质力量”在恰当的审美关系、审美实践中被“呈现”出来。     

提高高中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兼论师生的“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教学活动

课堂教学是教师、学生和课程内容之间的双重双向的对象化活动,在＂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在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作用,对提高英语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有极大的影响。     

论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

多党合作的互相监督，首先是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进一步强调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需要。要收到民主党派监督执政党的实效，必须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     

论党报舆论监督的破解之道

和谐社会构建和民主政治建设都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优势。可是,党报舆论监督职能目前却呈弱化趋势。由于党报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特殊,因此,要破解这道难题,首先各级党政领导应重视舆论监督,把党报舆论监督作为推进党政工作的重要手段;其次党报舆论监督要讲究技巧;再次报舆论监督要不断创新机制。     

地市党报如何突破难点搞好舆论监督

地市党报要突破难点搞好舆论监督,就要善于寻求领导的支持,注意选择报道题材,真实地报道事件经过,党报记者要有一颗正义之心,要采取多种报道形式,讲究语言艺术,把好见报前的“审查关”,并注意反馈信息。     

欧洲社会民主党治党治国理念及其启示

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看,虽然各政党的性质、信仰、纲领等千差万别,但作为执政党,他们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迅猛发展,欧洲社会民住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加大自身建设力度,取得显著成效,其做法和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关于加强党内监督若干问题的思考

加强党内监督,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加强党内监督必须切实解决好意识不强、机制不顺、畸重畸轻、权威不够等问题.     

反腐倡廉,必须加强党内监督

反腐倡廉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是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实行的自我约束和完善,它是一种预防和修正错误的机制,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加强党内监督应从加强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思想观念、加强党内民主监督、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党的纪检机关的领导体制、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阳光工程”、突出监督重点和加大惩罚力度等方面入手。     

试论建国以来党的监督思想

建国以后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 ,着重从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上强调监督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吸取了建国以后党在民主监督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 ,强调制度监督的决定性作用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 ,为党和国家的权力监督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过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党的监督思想在可操作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高校工会的民主监督研究

工会民主监督是整个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工会的职能重点在于服务职能的体现,通过对高校工会民主监督的现状进行调查,高校工会监督规章制度比较完备、民主决策程序得到保证、民主监督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高校工会的民主监督最终体现的为"建议权"、高校工会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法律法规尚存空白等问题。可以从高校党委应当明确高校工会民主监督的程序性规定、高校工会应当将民主监督融入到服务职能当中来加强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高校工会民主监督。     

论邓小平党的监督思想及其特点

邓小平党的监督思想由党要受监督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监督的主体和实行监督的基本条件,构成了他监督思想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运用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他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逐渐形成他的监督思想;他把传统的主观自律引向客观制约,强调了外力监督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他监督思想的特点。     

依法规范和监督县级党委权力的行使

县委及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乏力,并无限扩张、滥用,＂县委书记腐败现象＂折射出县级党政权责错位。改变这一现象,需要完善县权改革,界定党政权责,强化党内外监督和法律监督,改革现有监督体制,规范县党委依法正确行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