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的产物--阿Q和拉摩侄儿之比较

阿Q和拉摩的侄儿是两个受尽批判的人物形象，但从作者的主观意愿及小说的客观倾向上来说这两个形象无可奈何的堕落其实是值的同情的。阿Q和侄儿只不过是被黑暗的社会吞噬了的小人物，在这两个悲剧人物身上，鲁迅和狄德罗分别寄托了对各自所处社会的深刻批判。阿Q侄儿这种内涵上的相似性印证了法国启蒙时期一句名言：人是社会的产物。     

《阿Q正传》的修辞阐释

运用新修辞叙事理论把《阿Q正传》剖成阿Q的故事、“我”的故事、鲁迅的故事等三个层面的重新解读,引爆了鲁迅小说巨大的叙事魔力。小说运用精心的叙事策略,不仅完成了对阿Q的批判。而且把民初和“五四”的两代“看客”同时押上了“审判台”,凸显了《阿Q正传》文本的多层批判视角。     

论阿Q理想的教育意义

阿 Q 理想代表着一种纵贯古今的狭隘自私的理想追求,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内在消极因素;只有对与阿 Q 抱同一理想的“国民”进行真正的革命理想教育,中国社会才有光明的前途。阿 Q 理想具有反面教育意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批判阿 Q 的理想。     

谈阿Q的革命性和阿Q精神

《阿Q正传》共九章,选入课本的是其中的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这两章是描写辛亥革命发生时,阿Q要求革命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的经过,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有力地批判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这两章在《阿Q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很重要。第七章《革命》是情节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写阿Q由沉醉于精神胜利,到萌发了朦胧的革命要求,开始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胜利。第八章《不准革命》是小说的高潮,写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狼狈为奸,扼杀农民的革命要求,断送了辛亥革命的前途。     

假洋鬼子——夫子自况

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研究者们对阿Q这一形象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解说，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但在“假洋鬼子”的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都认为“假洋鬼子”本该是一个加以批判的形象。     

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

本文试图对《阿Q正传》做出新的阅读。作者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细致分析,展示了“精神胜利法”的片刻失效及其后果。通过对作品另辟蹊径的解读,作者系统地回答了《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即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否发生了断裂？二、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特征？三、阿Q真的会革命吗？作为国民性典型的阿Q与作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个还是两个？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的重要问题：国民性是单面的,还是自我反身的？如何界定阿Q的阶级身份和社会类型？如何在“重复”中界定“革命”？在《阿Q正传》中,历史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身体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鲁迅的“向下超越”,以及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和启蒙的思考？     

谈谈《阿Q正传》中的土谷祠与静修庵

土谷祠和静修庵是《阿Q正传》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空间,它们承载着非常丰厚的文化、社会意义,在《阿Q正传》的叙事建构、主题表达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土谷祠是阿Q的栖身之所,鲁迅把土谷祠作为展示阿Q深层思想的舞台并有意利用它来达到一种反讽的叙事效果。静修庵则多次与阿Q的命运发生纠结,被鲁迅有意用来做叙事的＂节点＂——故事发展的转折之处。     

脑脑大开发

小P与阿Q 有人把两大袋污染性极大的垃圾扔到了河里。据小P说,这是阿Q干的,小P说:“刚才我乘小艇全力以赴划向小桥。我亲眼看见阿Q背着两个大袋,抛到河里。”小P和阿Q一向不睦,阿Q说这是小P在诬陷他。究竟是不是阿Q干了这件不道德的事呢?二人找到足智多谋的神童马良.请他判断是非。马良听后,指着小P说:“你为什么要害阿Q呢?”小P一听,满脸通红。马良怎么判断是小P撒谎呢?     

方鸿渐阿Q及其他——《围城》人物塑造中的鲁迅因子

钱钟书的《围城》塑造了以方鸿渐为代表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典型。在他们身上,笔者发现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再次复活,所不同的是,他们对于自身的劣根性有着清醒的认知,但却依然安于此道,是一种"明知故犯"的阿Q精神。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围城》中的人物,对阿Q基因的继承和变异,进而开掘其与阿Q存在的相同与不同的文化根源,进行文化反思。其次,从艺术手法角度来看,笔者发现鲁迅、钱钟书都是运用了模糊小说情节、抽象凸现人物精神气质的手法,为我们奉献了阿Q、方鸿渐两个精神典型。再有,作为讽刺幽默的两位大师,鲁迅更侧重于社会批判的姿态,对与实际的现世生活格格不入的荒诞的人和事进行尖锐的讽刺,钱钟书则是以学者的睿智"过滤"出平凡生活中的喜剧和哲理。     

寻根:《阿Q正传》的文化反思意向

本文从文化寻根的角度,探索《阿Q正传》的文化反思意识,进而宏观鲁迅小说的美学形象体系特征。全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阿Q正传》所概括的社会人生内容及其历史时代特征。文章指出,鲁迅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农村现实人生和阶级关系的其实描写,反映了那一特定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斗争和文化思想冲突的某些本质内容,成为我们民族苦难历程和悲剧历史的一面镜子。鲁迅对“国民性”这个多维文化结构复合体的探索,为我们开拓了一条中国社会和人生的反省之路。文章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阿Q精神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土壤。文章指出,对中国农村社会阴暗面和农民国民性病态精神的现实主义暴露,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的历史主义批判,构成了《阿Q正传》文化思想内容的两个层面。作为被压迫者的阿Q,虽然不是阿Q精神的始作俑者,但统治阶级思想渗透于包括劳动群众在内的全社会成员,则又是必然的。唯其如此,作品的文化批判意识才格外沉痛深刻。文章第三部分分析了鲁迅通过“文化寻根”这个独特的艺术视角,探索了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探索了民族集体无意识层,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这种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国民性病态。从而启迪人们为认识自身,重塑灵魂,改良社会而去追求奋争。     

杰符什金与阿Q比较论

杰符什金与阿Q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穷苦人，他们有着相同的苦难遭遇和相似的个性心理：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出不同的日常行为和相异的生活态度。从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同与异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的某些异同之处。     

戴名世的时文观和《南山集》的历史命运

时文和古文是戴名世独特的话语表述形式，是两种精神的象征。戴名世将文运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表达对世运的批判。他又以“以时文为古文”的形式，谋求与现实的妥协。然而这种调和失败的结果是形成潜在的恶性循环，促使他走向与时俗特别是官僚社会的对抗。戴名世的悲剧是封建末世文人的典型悲剧。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奇妙结合——论王青伟的长篇小说《村庄秘史》

王青伟的《村庄秘史》是一部有独到之处的长篇小说,兼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品质,通过写实描写和超现实描写的巧妙融合,创造出了史诗性与神话传奇性结合的现代主义文本,在离奇的秘史中隐喻对文化和人性的批判,显示出救治人性和社会的文化反省姿态。     

从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看文化批判功能

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选择路径

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而提出来的,由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境遇,在百年历史中,现代性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处于“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的矛盾论争中。而今,当全球化把我们带进后现代语境,从关于现代性批判与质疑的后现代视野转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从现代性的事实分析转向了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基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侵略扩张乃其主要特性的认识,围绕着“帝国主义是革命的第一仇敌”这一中心对其进行了深入批判。批判中,陈独秀有意识的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依据国民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侧重于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性。这种批判,促进了反帝意识深入人心,从而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三次文化批判运动的思考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化批判运动,随着运动深入,又开展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接着,又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最终发展成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三次文化批判运动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界政治生活的主题,对于此后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恪守与倾斜——论老舍1930年代的文学观念

1930年代,老舍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向左翼功利性文学观念倾斜和对原有启蒙文学观念恪守的双重特点.一方面,老舍将艺术视野收回到严肃的现实,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角度批判现实,颂扬革命,从而增强了其作品的时代性.另一方面,老舍并没有忽视文学的审美特质,仍然注重对艺术规律的强调,坚持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文学主题.这样,老舍在早期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批判的力度,从而使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创作逐渐走向成熟.     

俄国民粹派文学与中国乡土作家群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比较

俄国民粹派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有圣愚式农民形象、麻木不仁的农民形象、觉醒者等大致三类群像;中国乡土作家群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则大致可分为阿Q式农民流浪者和闰土式的农民形象。从两者比较中得出结论有二：首先,两国处于探索阶段的乡土小说创作都具备深刻的启蒙意识,并都伴随着一种深沉的寻根意识;其次,通过圣愚式农民形象和闰土式农民形象的比较,我们看到了两国给予不同的宗教意识和道德伦理意识层面上的不同的乡土小说创作。     

高考与统一高考之辩——兼与孙东东教授商榷

27年来,中国的高考制度没有进行革命性的改革,其根本原因 是诸多论者没有区分高考与统一高考。考试作为一种检测手段,几乎没有 人认为在教育或高等教育中要取消考试。很多人对现行高考的批评或批 判,实际上是对高考统一性的批评或批判。以"存在四大误区"为由所指责 的对象,应是统一高考制度而不是高考制度;高考不是问题,统一高考是个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