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春秋笔法的理解与翻译

《儒林外史》是一部无情揭露和批判独裁专制的封建社会的巨著。文章通过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用典型的实例探讨，分析英译时如何理解并处理作者所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段——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刍议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史学的奠基时期.后世史宫所遵循的修史原则、方法以及指导思想都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春秋的指导思想.孔子编修《春秋》的实践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论述,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一直是研究孔子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议题,人们对于其探讨也是争论不休.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它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学者们研究历史文献的书写演变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春秋笔法与二次表达

本文从二次表达这个新概念出发,探讨了孔子春秋笔法与孔子的角色重叠、特殊历史环境的关系,并阐述了二次表达于《春秋》的诠释之道。孔子的春秋笔法有强烈的文化符号意义,其伦理道义是二次表达的核心目的。     

《儒林外史》的春秋笔法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而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人性的试金石。作者又用春秋笔法＂寓褒贬,别善恶＂,＂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写出真实的人物,至今人人还是可以＂取以自镜＂的,因而,《儒林外史》具有永恒的价值。     

小说评点“春秋笔法”理论与中国叙事学

明清小说评点家对小说叙事“春秋字法”的揭示，对直书、曲笔艺术的探讨，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小说叙事“春秋笔法”理论。这些理论本身作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叙事学理论话语，具有巨大的理论活力．亟需我们深入发掘并加以系统、规范地整理。     

试解“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源于孔子修《春秋》。在材料取舍上的“笔则笔,削则削”,表现手法上的“以一字为褒贬”,内容上的“微言大义”,“春秋笔法”表现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五个方面,是借修史以传其“道”。“春秋笔法”对后世的影响。     

《鸿门宴》中关于刘邦的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是指“一字含褒贬”的史传笔法。在《鸿门宴》一文中,作者对刘邦其人其事的叙写,有几处就成功地运用了“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与《公羊传》词义研究

《公羊传》针对"春秋笔法"的一字褒贬,阐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据此,针对《公羊传》的词义研究以"春秋笔法"为研究切入点,分别从措辞、书例、语序等角度展开,探讨《春秋》大义。     

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春秋笔法”与古代史官的话语权力

"春秋笔法"是春秋史官发展出的一种价值评判方式,并在《春秋》中得以丰富。其中,"常事不书"始指对四时常祀中的礼崩乐坏进行关注,后也指对所有违犯了礼仪精神或常规的社会现象进行关注,所载录者即为"异辞"。"隐而不书"是对整个事件或事件中部分因素的失载,是建立在职业史官的原始叙述之上的二次叙述。除了亲疏避讳的目的外,它实际上是将事件留在历史的阴影处,借此表达史官的臧否态度。"爵号名氏褒贬说"和"一字褒贬说"这两类笔法都是一种"异记",其功能如同载录灾异的"记异"。史官在天命的支持下,利用职业传统,构建起自己的话语权,并为后世儒家取法。     

论《春秋》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春秋》具有重要的贡献。它不仅开创了历史著作的新篇章,确立了叙事散文的基本规范,而且也确立了叙事散文特别是史传散文在叙事上的一些基本原则;它不仅叙事艺术特点鲜明,而且语言运用上的艺术原则和艺术技巧对后代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它既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叙事散文之祖。     

鲁国君臣的书法——《春秋》书法探讨之一

《春秋》记鲁国君臣事,自有其法,与记他国事有明显不同。约合观之,有称谓有内外之别;记鲁事多有讳语;君臣聘会班次与用语多有讲究;征伐自败不书,他败则书等特点。     

英藏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述论

英藏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共12个编号,十三卷,存部分经、传、注文。其中十卷为杜预集解之抄本,三卷为《春秋左氏传》节选本,多为南北朝时期所抄。与阮刻本相比,保存有参考意义的异词、异字千余处,在版本、校勘、语言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黄宗羲的春秋学

黄宗羲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提出《春秋》取材于列国之史,并不局限于鲁史,并指出其有脱简与错误,从而还《春秋》以史的面目。他对《春秋胡氏传》进行了批判,指出其被义例束缚了,并多处违背经文。他还结合历法研究了一些具体问题。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吕氏春秋》的舞蹈史论

<吕氏春秋>论舞蹈艺术的资料是远非先秦他书可比,它首次提出舞蹈发生发展史论,并力求揭示其中规律,因而有很高的艺术、文学、文献价值,在中国舞蹈史、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苏辙《春秋集解》以史传经初探

北宋《春秋》学以争论褒贬、臧否义例为主潮，滔滔汩汩，席卷天下之际，苏辙《春秋集解》特出其间，以矫俗规过为著书旨趣，极力诋斥孙复诸家“以意说经”之穿凿钩深。家学、庭训、地域文化与学风世俗之激荡触发，于是蔚为苏辙《春秋集解》以训诂为书法，事义兼采而又归本于“以史传经”之特色。本文考其特色大抵有三：一、解读《春秋》，专主《左传》叙事；二、据史为断，批驳“以意说经”；三、事据《左传》，义兼《公》《谷》；权衡诸家，发挥经旨隐微。此种透过考据事实，以得书法之治经风格，于北宋揣度义例、执着褒贬之《春秋》学研究主潮中，真堪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     

从《春秋繁露》看董仲舒的和合思想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思想主要集中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他在该书中基于我国传统儒家和合学说,提出了由"天人合一"、以和治国、以和养身等三大理论构成的和合思想新体系。虽然《春秋繁露》中有意志的"上天"概念是唯心主义的糟粕,但从整体看,董促舒的和合思想起到了传承中华和合文化的作用,使得和合思想历久弥新。     

《春秋》学对陆游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爱国主义是贯穿了陆游一生的主导思想,其形成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的原因.当时春秋经学的兴盛为仁人志士的爱国思想和行动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为陆游爱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从陆游所处的时代背景、家学渊源和自身认可等多角度都可以看出春秋学与陆游有着密切联系,《春秋》学的影响在陆游的诗文中亦有鲜明的表现.     

关于《吕氏春秋》命名与主编问题的文献爬梳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公元前239年前后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各著所闻编成的一部书,属于私家著作。历来人们对该书所采资料的真实性怀疑较少,但对其书命名含意、吕不韦主编身份却有不少争议。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辨析,以期对今后《吕氏春秋》研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