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松江文学综论

元末明初的松江文学是一种以地域为界而又极具文化个性的文学现象。此地的文人群体是由松江本籍文人和流寓至松江的外籍文人构成,他们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诗人感情的率直真实;诗学取向上的崇尚盛唐,内容上多为吟咏山水、写照社会、宴饮唱和。其发展与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而元明之际的松江文学对明代文学亦有着重要影响。     

元明之际松江诗人“史诗”创作解析

元明之际社会动荡不堪,整个国家陷于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浪潮中。清赵翼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人们在经历一幕幕悲惨情景的同时挥毫洒墨,记录时代,记录历史。松江,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这一时期文人的渊薮,诗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其诗作多涉及时代的变迁,成为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缩影,隐射整个时代,成为一代史诗。     

史诗重述及其现代命运——评阿来的《格萨尔王》

阿来的《格萨尔王》对西藏格萨尔王的传奇进行了重述。对这部作品从＂重述的困境＂、＂说唱人的重要性＂和＂史诗的现代命运＂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在重述史诗时面临着双重困境,即一方面要保持史诗原有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要转成小说叙事。小说中说唱人的重要之处恰好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但阿来和说唱人的重述却向人们昭示了史诗及其重述的现代命运。     

史诗问题和周族的史诗——论《诗经》中的史诗

中国的史诗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以西方的史诗概念来衡量东方农业民族的史诗。史诗本应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诗体叙述。对于东方农业民族而言 ,农业史是史诗的重要内容 ,土家族的《摆手歌》提供了东方农业民族史诗的范例。据此 ,《诗经》中讲述周人的起源史、农事史、迁徙史、西周开国史的叙事诗 ,是周人史诗的主体部份 ,相关的颂神诗则是史诗的副歌。周族的史诗并非只有已经被人们认识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为数不多的几篇 ,《七月》、《周颂》、《大雅》及《小雅》中的部分颂神诗是周人祭祀祖先、演唱祖先史迹的诗歌 ,是周人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试析仁孜多吉说唱格萨尔史诗创作的记忆特征

民间艺人仁孜多吉在说唱格萨尔史诗的过程中运用了情绪记忆和情节记忆的思 维形式,以回忆和联想的方法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内容上的补充,凸现了人物形象。     

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传习方式研究

"亚鲁王"是在西部苗族麻山地区广为流传的口头史诗传统,2011年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特殊的演述传统在口头史诗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对史诗"亚鲁王"传习方式的研究,探索了史诗歌手的创作与演唱过程,通过对民间艺人传承技能的深层次挖掘,以求让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亚鲁王"能够得到科学合理的传承保护与发展。     

史诗观念的演绎与史诗的雅化问题——以《诗经》周族史诗为例

传统史诗观念过于强调结构宏大和口传性丈学特点,使得人们长期以来认为汉民族没有史诗,其实从《诗经·大雅》中所收录的《生民》等诗歌看,如果我们加以口传式的还原,他们是周民族自上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史诗殆无疑义。只不过这一口传史诗因为民族的早熟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仪式化功能原因,使其过早地书面化、雅化、仪式化、简略化了而已。     

时代风云的活化石——论茅盾《动摇》的史诗价值

茅盾的《动摇》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全面深刻地描写了一九二七年前后,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周围的形势,显示了当时社会局势的复杂性,各种社会力量的激烈较量;刻画出了形形色色的革命、投机的形象,表现出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力．对历史的总体概括,为那个时代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铁木前传》:大变动时代的心灵史诗

孙犁的抗战小说在"纪事"中隐含着史诗追求,以伦理观念变化为观察时代风云的基本视角,同时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将启蒙意识融于作品。《铁木前传》延续了这种写作风格。它以伦理观念变化给农民带来的心灵悸动为横线,以乡村婚姻现状和女性意识觉醒后的挣扎为纵线,开启了以土改为背景的另一种小说的史诗书写,完全区别于当时土改小说的宏大叙事,也成就了这部小说的独特文体。它接续了"五四"以来抒情小说的余脉,在"人民文学"时代将抒情小说与性格小说、写意小说结合在一起,为"人民文学"时代的小说增添了新的质素。     

浅谈海子史诗性质的确证与诗体创新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海子的诗歌创作及其“殉诗”行为在知识分子与文化界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文化反响,海子的史诗作品遭到了范围极广的质疑、误解甚至嘲讽,不少人认为他的史诗在艺术特性（特征）上不符合“史诗”的要求,不具有“合法性”。为了消除为数不少的人对海子史诗的误解,也为了还海子一个公正的待遇,本章将从传统史诗的性质和诗体创新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辩驳、澄清和论证。     

周民族的史诗——《生民》、《公刘》、《绵》的思想与艺术浅论

传统认为华夏民族没有史诗,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典型的支民族的史诗也就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反映了周民族兴起的历史情况,可称作是周民族的史诗。     

英雄的史诗——《希腊神话》浅说

希腊神话是在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每个部落,都以根据他们自己不断向前发展的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所创造出来的神的形象和英雄的故事丰富了整个希腊神话的宝库.希腊神话所描述的古人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以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力量与大自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作为一个氏族部落的集体的光荣业绩的象征,一代代相传下来     

夜郎故国——彝族英雄史诗的圣地

彝族的英雄史诗都产生于贵州这片夜郎故国的土地上。《铜鼓王》中有用铜鼓作为葬具埋葬彝族古代首领的记载,这在其它彝族经籍《禳占星解经》等中的记载相符,并且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考古发现的"铜鼓套头葬"式相互印证了夜郎与彝族先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马背民族的英雄史诗——评塞夫、麦丽丝的电影创作

我区著名蒙古族夫妇导演塞夫、麦丽丝于９０年代创作的几部反映蒙古族题材的影片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从《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到《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们深情地歌咏着蒙古民族一部部悲壮的历史史诗,并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浩浩荡荡的马群和辽阔无垠的草原构筑起一个完整的影像序列,同时在叙事策略上又将民族电影与类型电影加以巧妙的融合。这一切不仅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而且也在艺术作品教化性与娱乐性的统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     

关于“中国无史诗论”的新思考——以《诗经》“大禹史诗”为例

要解决比较诗学史上重要课题中国有无史诗,相当重要的是从史诗的定义与所指来囿别区分。由于文学文体的替变,中国史诗逐渐消亡,这与中国文明从古代宗教核心向人文主义观念转型有关。《诗经》中关于英雄大禹的诗歌其实就是中国式的史诗,本文从甲骨文字中的有关记载与诗歌艺术的结合中,认为中国史诗从文体与观念上与西方古代史诗有所不同。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不同文明有自己不同的史诗文学传统。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史研究的新探索——评冯文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聚焦于史诗文类认识、史诗搜集与文本观念、史诗歌手考察、史诗研究方法实践、史诗的口头诗学研究五个要点,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检讨与反思,汇成了问题意识突出、各章逻辑紧密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少数民族史诗学术史的研究。     

一部中国革命的壮美史诗——再读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作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历史、革命和人生的哲理思考,毛泽东诗词堪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壮美史诗,他以“百炼成为绕指柔”的胸襟和魄力,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神奇结合,化沉重为轻松,化惨烈为和谐,给人以壮美之感。     

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史诗小说”——以阿来《格萨尔王》为例

《格萨尔王》开拓了史诗小说的表现空间,可以称之为一部新史诗小说。它将世俗性与神性,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结合为一体,将欲望的日常生活化与宗教的拯救意识糅合为一体,从独特的角度处理了格萨尔王这样的史诗题材,并试图找寻摆脱后现代语境中人类生存困境的途径。小说中的人物执着地追寻生命的意义和寻找战胜欲望之魔的力量,也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感受到遥远的神性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