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官心态对吴梅村戏曲创作的影响

吴梅村所写的三部戏曲均为历史剧,部分学者已对此有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吴梅村的史官心态与其戏曲的关系,人们却较少关注。他的戏曲作品中的题材选择、人物评价以及典故的运用等,都与其史官心态密切相关,可以说,抓住史官心态这条线,就找到了读懂吴梅村戏曲的一把钥匙。     

论清人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以《吴诗集览》为中心

吴梅村的诗歌在清代已有“诗史”之称.靳荣藩的《吴诗集览》作为最早的吴梅村诗歌笺注本,对吴梅村“诗史”的理解颇有代表性.《吴诗集览》沿袭《本事诗》中的“诗史”观念,详证梅村诗中的史实.《吴诗集览》征引的材料仅限于《明史》及《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使梅村的“诗史”精神打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另外《吴诗集览》忽视了吴梅村“诗史”观念中对士人心态史的关注.     

宋琬仕清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宋琬作为"国朝六大家"之一,其诗歌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对于他入清之后即参加科举考试,出仕清朝的行为却很少有人提及。宋琬在清初的身份和经历比较特殊,他以"白衣秀才"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出仕清朝不属于"失节",但其世家弟子的身份和举家被清兵屠戮的灭族之仇对其心态影响较大。本文分析了宋琬仕清的矛盾心态与缘由,并叙述了仕清行为对其诗歌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影响。     

“道衍终为未了僧”——吴梅村与佛禅的关系及对其诗歌的影响

吴梅村深受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社会氛围与家庭环境影响,信仰佛教,为寻求解脱与僧人交往。禅宗对梅村诗歌影响包括：山水诗作中对禅境的追寻;以禅语入诗;成就最高的两类诗中吸收禅宗思想（空幻观、宿命观、自悔救赎）,使诗歌呈现出悲壮美。     

“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吴梅村诗《王郎曲》中的忏悔情愫

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因曾屈节仕清,其后半生都处于深深的忏悔之中。为找回自己失去的人格尊严,重建为自己不光采的行为所破坏的道德信仰与价值观念,他作了艰苦的挣扎与努力,即用发愤著书的方式来鞭挞和解剖自己卑琐懦弱的灵魂,以此获得心理良心的救赎。他的诗歌《王郎曲》就是这种心灵轨迹的反映。     

规摹秦柳与以诗为词——论吴梅村的词学思想及其创作转型

吴梅村词学思想的要素有：词人需学识和才华兼备;倾慕秦观、柳永词风,以“巧构”为尚;推赏陆游词的萧散不拘,因时而变的创作观念。梅村早期词绮艳纤巧,因袭时风,但在语言和造境上却不乏巧构;甲中国变之后的词作,多“悲歌饨傺之响”,以吞吐顿挫的笔法出之,词境沉郁阔大。梅村词在易代前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在心理层面上是为了表达其政治态度,用词这一适于寄寓言外之意的文体诉说其经历明清易代的复杂心绪。     

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读施祖毓新著《吴梅村钩沉》

施祖毓先生的新著《吴梅村钩沉》意在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把传主置于社会大背景中作透视,又充满激情,慷慨议论,充分显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广博的学术知识和长期的学术积累,是一部极为成功而有创新意义的论著.     

叙事诗中的明清易代之变——以吴梅村为例

正中国古代诗歌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抒情诗和叙事诗。受民族文化影响,在文学史上,抒情诗明显占据主流地位。论及叙事诗,杜甫不得不提。他生于盛唐,历经安史之乱,见证唐朝由盛转衰。社会的动荡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自觉"以诗纪史",是当之无愧的"诗史"。杜甫之后,在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有很多诗人,用他们的笔写下了无数的叙事诗,记录下了一个遽变中的社会。其中,开创了"梅村体"的著名诗人吴梅村当属个中翘楚。关于吴梅村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普遍延续清朝学者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后则因为他屈节仕清,而鲜少有人涉猎。直至二十世纪八九     

论明遗民对清政权的接受和认可——以陈恭尹交游的转变过程为例

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许多汉族士人对待清政权的态度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陈恭尹是抗清烈士遗孤,是明末清初标志性的著名遗民.他早年谨慎交接,晚年却与仕清者密切交往,对清政权的态度也逐渐由敌视转变为接受和认同.他虽然终身不仕,但对地方官员、当朝皇帝多有肯定和颂美,并鼓励自己的朋友和儿子求取当朝功名.覆巢孑遗陈恭尹的这一转变在当时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吴文化在幼儿园课程中的教育探索——以苏州高等幼儿师范学校附属教育幼儿园为中心

吴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是丰富、独特、优秀的地域文化,以吴文化元素贯串幼儿教育全过程,从而使孩子愉悦地体验吴文化的精髓,让吴文化流淌在孩子的生活中,让灿烂的吴文化伴随吴地孩子健康成长。     

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阅读吴梅村《圆圆曲》的几个视角

明清鼎革,吴梅村历经甲申(1644)之恸,崇祯自缢,李自成陷京,清军入关,亡国的惊惧、屈辱与痛楚,乃于八年后写下《圆圆曲》,以犹具“时事”性的陈圆圆为主角所绘制的时代容颜,引发后续许多有关陈圆圆的创作与讨论.本文分为“如何记忆一个令人同情的亡国君王”、“倖存者的余悸:世变沧桑中的儿女故事”、“《圆圆曲》的身世记忆:首发其端而成千古绝唱”三部分,尝试从草野齐民、为女性作传、诗性叙事、身世记忆、“歌禾赋麦”与“题柳看花”等阅读视角,探讨吴梅村在创作上合抒情、叙事与表演而为一,以游走在“时事”和“故事”之间的诗歌叙述,带着同情的了解与哀怜,采取戏剧性的手法与抒情声音,藉由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兴亡故事,牵动着同处沧桑巨变的劫后幸存者,乃能在个人名节、国家兴亡与文化存毁之外,关注到更为广大而无辜的“天下苍生”,以一代兴亡入诗史的“梅村体”,为时代留下最真切的见证,自非比兴寄托的抒情传统所能拘限.     

1928年国民党理论与主义之争——以陈公博、吴稚晖笔战为中心的考察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统治理论与主义之争空前激烈。改组派的陈公博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围绕＂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的性质＂、＂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民众运动的存废＂等问题展开一场笔墨官司。陈公博提倡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恢复民众运动,继续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吴稚晖则要求再度清党,进行全民革命。事实证明,此次笔战是改组派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打造自身政治立场的手段,是汪、蒋集团争夺＂党权＂的一次理论交锋。     

晚清新疆义学建设的历史考察——以吐鲁番为中心

晚清新疆义学建设是与新疆建省、地方改行州县制度相配套的措施之一,在此情况下,吐鲁番相继设立了八所义塾。待义学开办十余年后,魏光焘提出在南疆设立总义塾的改革计划,但其效果并不如各地的散塾,因而吐鲁番设立总义塾的建议被否决。清末百日维新与新政的推行以及甲午战败所导致的教育政策变更与教育经费紧张,最终使包括吐鲁番在内的省城附近的义学终于在光绪末几年被裁改,新疆义学也走向了历史的尽头。     

晚清物理学知识本土化研究——以晚清西学汇编电学条目内容为中心

以往学界对晚清物理学史的研究主要考察近代科学发展与科学传播情况,本文试图阐明晚清物理学发展夹在传统学术和近代科学之间,实有其重要时代价值。通过对传统类书和晚清西学汇编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分析,本文认为晚清科学发展迟缓原因在于传统经典诠释与西学新知产生碰撞时,首要表现为传统经典诠释尝试融合西学新知,融合不成才逐渐脱钩分离,其间蕴藏巨大的科学变革张力。从晚清西学汇编的电学条目内容中,可以看到近代科学在方方面面突破传统中学诠释的实际过程,具体形式是多数文本呈现“知识内容去中学化”和“叙述形式条目化”的独特发展趋势,进而打破传统中学的既有理论基础和学术权威,为近代科学找到在中国土壤中适合的生长环境。     

诗与仕:内圣与外王的纠结——晚清士人心态考略,以莫友芝为例

莫友芝的诗经历了由为仕之诗到为圣之诗的转变,这和其由积极入仕到绝意仕途的人生历程相吻合。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诗中表达的真性情与入仕的思想是互为消长的。莫友芝的为己成圣和立功外王的复杂心态表征为诗性与仕途的纠结,反映出一代士人的心路历程。     

图像启蒙与社会教育——以晚清通俗画报为考察中心

如何将略识之无的民众塑造为合格国民是近代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通俗画报被视为便捷渠道之一。以启蒙为基调,兼顾娱乐与审美的通俗画报在晚清时期大量出现,为包括妇孺在内的普通民众提供了一座包罗万象的图像知识仓库,引导并改造着民众日常生活行为。通俗画报所展现的,不仅是政府与社会精英的国民想象和文化启蒙,还有画报社、画师层层密密的演绎和附会。这种通俗知识文本的广泛存在,为社会教育的蓬勃发展积累民间舆论和实践经验,其触发的回响、带动的社会风尚的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的文化互动的真实写照。     

地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学微探——以吴文化教育为例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认为,幼儿园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吴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可以成为构建幼儿园园本特色课程的素材。文章以苏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为例,对弘扬吴文化的意义、开发策略和启示进行了初步探索。     

稽之以载籍 衷之于事理——冯其庸、叶君远著《吴梅村年谱》学术特色探微

冯其庸、叶君远先生合著的<吴梅村年谱>积六年之功,"稽之以载籍,衷之于事理",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吴梅村作为一位诗人、书画家的形象,勾勒出吴梅村的生命历程,展现其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吴梅村研究的基础资料.综现该谱,其学术特色约有如下教端:尊重历史,还原本真;资料翔实丰赡,述事客观公允;订讹辩惑,无征不信,体例新颖.     

晚清直隶教案特点评析——以1860．11～1898．10为中心

晚清时期的直隶教案有着明显的特点：时间上出现了两次高峰，空间上北部少而中南部多，类别上以经济纠纷案件居多，涉案以法国、天主教为主。     

《苏州城墙》：复活每一块城砖的历史记忆——以城墙为中心的吴文化巡礼

《苏州城墙》一书无意开城墙研究的风气之先,但与国内外的同类研究专著相比,该著除了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之外,具有几个突出特点：通史的规模与气度、追求考古与测量的精确、凸显吴文化的深厚底蕴。关于苏州城墙的保护与复建,该著认为应认真调研、循序渐进,遵循真实性和整体性原则,不必急于大规模复原与兴建。充分搜集整理古城墙的文献资料、完成苏州古城墙遗址的考古与测量、恢复每一块城砖的历史记忆,理应是走在复建前面的更为扎实有益的工作。《苏州城墙》的编著出版,便是这扎实工作中具有标志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