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锥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戊戌维新时期,面对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维新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湖南维新派亦积极参与,并创办《湘报》,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樊锥在《湘报》上发表了《开诚》、《发锢》等文章,提出了民权宪政、发展近代民族工业、改革科举、重视人才、改革社会陋习等维新变法思想。樊锥的早年经历对其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其维新变法思想在当时的湖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樊锥与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思想之比较

戊戌维新时期,樊锥和维新派都提出了维新变法思想。他们维新变法思想的相同点包括：都大声疾呼变法维新;都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宪政;都主张大力发展近代民族工业,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都主张改革科举制度,重视培养人才;都主张改革社会陋习,禁止吸食鸦片和女性缠足。然而,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思想还包括进化论思想、法治思想、“三权分立”思想、自由思想、“地方自立”思想、重商思想、妇女解放思想、大同思想等,对此,樊锥没有明确的提出。     

蔡锷与樊锥

在蔡锷的一生中,樊锥是其第一位思想启蒙者。樊锥的教育、引导和示范,对于蔡锷从一个乡村“神童”成长为护国元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师生,也是同志和战友,共同为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做出了重大贡献。     

汉宣帝时期吏治考——“霸王道杂之”再认识

对于汉宣帝时期的吏治．前人研究多集中于汉宣帝一朝所谓“王霸之争”．而较少关注当时地方行政之主体汉吏。本文以为在此变革时代中,身为“两千石”之封疆大吏．其在基层社会之实践亦是促成这一转型之重要因素。故而本文想借区域间社会变化之异同,探讨宣帝时期吏治发展及其特点,进而分析其变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对象的考察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教育运动的直接产物,与美国教育对于近代中国日渐增强的影响态势密切相关。作为当时全国＂研究教育之中心机关＂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其学术活动所烙着的鲜明＂美国＂印记,折射出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的嬗递。     

承袭与变化——诗词蒙语之十四

一切文学作品,都以独创为贵,这是人们公认的。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称赞樊宗师著作之富:“然而必出于已,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在铭辞中,韩愈又批评当世说:“唯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所以他自己作文“唯陈言之务去”,他能被后人尊为“文起八代之衰”,和这种主张独创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墨子学说的复活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近代之前的一段漫长的古代封建社会,其终始时期大致相当于秦始皇之并“三皇五帝”而自称“皇帝”至清宣统帝退出帝位宣告“皇帝”破产,这一时期一般称之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统治时期,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血缘的宗法人伦关系,实际统治的情形一如“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社会体制是如此.但这个体制的基础却不可能如那个社会体制一样长期停滞.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岁月中,土地所有制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们把历史的焦距拉开一些,放眼中国过去的经济历程,中国古     

“现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吗?

从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的本意和中国人理解的“现代化”内涵来看 ,用“现代化”概括中国近代史的主题不尽恰当 :第一 ,中国近代只是“现代化”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 ,“现代化”不能明确表达中国近代特定历史时期的主题 ;第二 ,“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 ,对于中国近代而言 ,它包括了民族独立、社会民主、人民解放等内涵 ,将其与独立、民主等概念并列使用不符合逻辑 ;第三 ,资本主义化不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是独立、民主、富强 ,这是近代中国人已经明确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 ,这也是中国现代化在近代史上的特定内容     

洋场才子、文学愤青与青年革命党——上海时期（1904-1910）的胡适

上海时期（1904—191O）或者上海经验对于胡适一生思想生活之影响意义,或许一直被低估,也因此有进一步考察分析之必要。总体而言,胡适在上海接触并接受了当时中国思想言论界有关进化论思想的传播讨论,深受梁启超有关中国学术思想史阐述之激发,初步明确了白话文学在现代思想传播领域中的工具意义及实验兴趣,而上海大都市的生活经验,又为胡适初步建构其人生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早期经验,与此相关,胡适对于社会的认识,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尝试了激进的社会革命与温和的社会改良之双重可能,并在怀疑主义与理性的经验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富有时代思想特色的徘徊摇摆。当然,上海生活中的某些“负面”经验,可能在相当时期内也“潜隐”在胡适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并成为他严肃的学术人生与政治人生中的某种难以根净的花絮来源。     

试论柏格森哲学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一个异说蜂起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柏格森哲学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中国人所引进和介绍。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是法国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直觉主义理论大师。其哲学继承了哲学史上非理论主义的传统,强烈反对哲学研究中的机械决定论观点,注重主体的直觉体验,强调自我反对非我,倡导直觉高于理性的思想。他认为,存在着直觉当下把握的连续不断的“绵延”时间,“绵延”则是流动不居的生命之流,构成真正的实在,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柏格森哲学有一定的影响,许多哲人加以介绍、传播,从而使得柏格森哲学在当时广为流行,正象进化论在西方世界走向没落而在中国近代却很有市场一样,柏格森哲学在西方走向衰落时     

乡村视野下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沉沦与上升、发展与不发展这种看似矛盾,实乃真实情景的客观现象。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入侵日益加深,中国不断沦入半殖民地深渊;另一方面,各界仁人志士甚至包括统治者,也一直围绕着救亡图存的目标,向西方学习而致力于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因此,近代中国自晚清即开始呈现出“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     

樊城建城考辨

“樊”之为“樊”,必有其源。在无载籍可证的情况下,只能作合理臆测。“樊”产生在“仲山甫封于樊”之前,而“阳樊”则在其后。《国语·晋语》苍葛呼曰“樊仲之官守焉”疑为后人妄补。典籍注疏皆无“封于阳樊”记载。可以肯定“仲山甫封于樊”的“樊”就是襄樊之樊。     

近代中国的修约外交及其历史意义

国际公法较为完善的今天,依然存在着国家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强国惯常于通过条约扩大自己的利益,对于条约的另一方,这显然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回归中国近代史,是一段缠绕着“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屈辱起于中国方面对国际法及外交知识的匮乏,随着留洋人士的归国后,近代中国才开始注重对外交方面的认识。如何消除“不平等条约”的严重侵害成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修约”针对此问题作出的努力,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五四”与中国近代政治主题的转换

“五四”时期发生的思想变革,使中国人民对于革命的政治主题获得了新的认识。“五四”后三十年,中国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但尔后的40年,在民主和富强这个主题上却走了曲折的路。启蒙运动与主题认识的深化独立、民主、富强,是中国近代三大政治主题,三者不能并行解决。而从何者入手,成为近百年来困扰爱国者的难题,为此,他们一代接一代探索着、奋斗着。在上世纪中叶,中国先进分子从世界看到西方国家的富强和“船坚炮利”,从而不     

中国史学传统中的“实录”意涵及其现代意义

“实录”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重要概念 ,最早见于两汉文献 ,指司马迁史学的特点之一 :即史文之“直” ,史事之“核” ,史义之“不虚美 ,不隐恶”。北朝学者进而指出 :史官的职责“非但记事而已 ,盖所以为监戒也” ,目的是“彰善瘅恶 ,以树风声” ,那些专职记事的 ,则“徒闻后世 ,无益当时”。到了唐代 ,“彰善显恶”的“实录史学”成了普遍接受的观念 ,“实录”也成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核心术语和概念。“作者性”和“当世性”是“实录史学”的核心。它的首要意涵 ,不在于“过去”的“记录” ,也不在于对“过去”的学术研究 ,而在于一种“当世”精神 ,一种能令其在“当世”呈现“彰善显恶”之意义的精神。然而近代史学对此却多持贬义 ,以为史官之笔 ,不当有主观之评断涉入。传统史学的“实录” ,同时兼赅“真实”与“现实” ,近代史学则重视对“过去”的学术研究取向 ,强调的是“过去的真相”而非“现在的真相”。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在近代史学中被遮蔽了。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是两套不同的史学世界 ,回归传统史学是当今需要的大方向 ,强调“当世”意涵的“实录”在史学或编史学 (historiography)中被彰显出来的要义 ,应当正视     

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简介(十)

《外国人的中国观》 如果中国要想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境域,除了反省民族自身文化遗产等许多渠道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渠道,那就是通过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来重新认识,即一种被称为观察“镜中自我”的方式。《外国人的中国观》一书正是应现实之需而出版发行的。 本书内容安排基本依历史年代为序,从古代社会、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到近代及当代,共分8章。第一章“神秘的东方古国”,从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谈起,介绍了古希腊,拉丁学者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略

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渗透和侵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邸报”和“京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第二.“报”、“刊”不分.中国近代的所谓报,实际上既指报,也包括各种期刊.从形式上看,当时的     

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历史研究综述

1915年日本政府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以及有关的中日交涉,是中国近现代史、中外关系史、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袁世凯时期围绕着“二十一条”要求展开的交涉,其后形成了民国史上最为屈辱的一批不平等条约——“民四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关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学术界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在2007年前出版的已有的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之研究状况,作一个系统的历史考察。     

失信

放学的时候,樊老师说,下午支援农业,去胡家卓(村名)摘棉花,住校生整队去,通生自个去,不要迟到了。这是1961年秋季的一天,我正在临晋中学上初中三年级的第一学期。这一年,还属于“困难时期”。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懵懵懂懂,浑然不觉以为世事就是这个样子。中学生嘛,就要“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当时的教育方针中的一句话,还有一句在前面,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要参加农业劳动。实际的情形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农村的劳动力大受影响,种下的棉花收不回来,公社没招了,就让学生们去帮忙。通生要注意,不能迟到!樊老师特别强调了一…     

从《聊斋俚曲》看明清山东方言里的介词“着”

介词“着”产生于魏晋时期,是近代汉语里较为重要的一个介词。后来随着汉语介词系统的发展,介词“着”的部分功能逐渐呈现出了没落的趋势、甚至消失。但是,在明末清初具有山东方言背景的文献《聊斋俚曲》里这个介词不但仍很兴盛,而且保留了其早期的用法。这种现象体现出了当时山东方言内部的地域性特征,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对于研究汉语历史方言和现代方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