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

东方专制主义的共同基础应为生存范围的狭隘，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在春秋战国之后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斗争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对于经济生活的高度干预以及宗教制度的长期存在，都是这种生存斗争派生出来的。     

再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

封建国家是土地所有者要求限制生存斗争的意志的代表 ,,因而它同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大土地所有者天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并不影响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实质 ,它只有允许生存斗争又限制生存斗争才能维持阶级关系的恒定     

孟德斯鸠论东方专制主义

孟德斯鸠认为东方专制主义与欧洲君主政体的主要区别在于君主治国是否遵从已制定的法律，而东方专制主义区别于欧洲君主政体的显著特征是普遍的政治奴隶制。进而他解释东方专制主义根源于亚洲炎热的气候和国土的辽阔，另外宗教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与古代专制主义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重民也好，纳谏也好，都必须服从于君主专制的需要，都必须维护君主专制，而不是以冲击君主专制为前提。虽然民本与君主专制并非是和谐一致的，但几乎所有的民本思想家都是王权的崇拜者，推崇等级制，这就决定了民本思想不可能对君王进行有效的制约，民本是虚幻的，君本则是实在的。民本思想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它主要是伦理模式而非政体模式。民本与社会主义民主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须注重制度建设。处理好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浅析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古代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权组织形式,它始于秦汉时期,终于辛亥革命,其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它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扮演着举重若轻的角色和地位,对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与作用。在本文中,笔者就管见所及,主要针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发展历程以及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阐述,从而概括性评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及作用,以资求教。     

论托克维尔的新专制主义思想

托克维尔专制主义版本中最具有原创性的是新专制主义,它来自形式上的人民主权与实质上的行政集权的结合,它不是对肉体的压制,而是对灵魂的摧残。     

关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制度发展历程的认识与教学策略

中国古代自秦以后的政治制度,在高中必修教材中被概括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学生通过学习必然得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总是在不断强化的思维认识。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来概括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虽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将历代君主都归结为专制君主,将历朝制度都归结为独裁体制,这显然与历史史实不符。     

古代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

一、选择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典章制度———包括皇帝制度、行政制度、监察制度、选举制度、军事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据此回答１～１２题：１．中央集权制是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政策法令，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免的行政制度。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A．西周分封制下的诸侯要服从周王的命令，所以，分封制实质就是中央集权制B．商鞅变法时就废分封，行县制，所以说中央集权制至迟滥觞于战国时期C．秦王赢政统一中国后，把中央集权制向全国推广，从此，中国历史进入黑暗时代D．中央集权制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     

论墨子、韩非子专制主义之分殊

墨子与韩非子的君主专制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君权的合法性来看,墨子认为,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命,只有爱利天下万民之人才能获得上天的认可;韩非子则认为,君主对国家的所有权和统治权是不证自明的,不受其他力量的约束和限制。从君主集权的手段来看,墨子提出建立一个以天子为核心的政长系统,通过"逐级尚同"的方式自下而上统一全体臣民的思想和行动;韩非子则认为,君主治吏而不治民,只是强调人君综合运用法、术、势的手段自上而下地加强对臣僚的管理和控制。从提倡集权政治的目的来看,墨子是为了利用政治强制力来重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实现天下之治;韩非子则是为了增强君主的权威,维护君权的稳定,实现君主利益的最大化。     

简析专制主义长期影响中国的原因

专制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在世界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在古代,专制主义可谓是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古代普遍社会心态的一部分。直到近现代,专制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为什么专制主义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影响中国几千年呢?这里,笔者想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传统文化、社会心态的分析,来探讨其原因。一古代中国,幅员辽阔,文明发祥地主要是地处暖温带的黄河中下游和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那里有着极为广阔的肥沃的土壤,且灌溉较为便利,这样的地理生态系统,易于发展农业生产。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母系氏族公社后期,就形成了…     

试论中国古代司法的判决依据

关于中国古代司法判决及其实践早巳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其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且迄今仍争论不休。有些学者以不同朝代的材料为蓝本,对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依据问题进行了深浅不一的论述;有些学者着眼于中国古代司法裁判的整体风格,对古代司法判决的依据进行了概括性的研究。文章对该学术问题的重要观点进行详细的梳理,将其分为三类进行陈述,并对其进行正反解析,得出了情理是中国古代判决重要依据的论断。     

由古代烹饪器具初探中国古代烹食文化

鼎、镬、鬲、釜、甗等都是古代的烹饪器具,它们的形制、用途不尽相同,存在时期也不一样。古代烹饪所使用的器具,跟烹调技术、饮食习惯密不可分,同时也与灶火火力的运用有关。通过这些烹饪器具以及记录它们的文字,可以看出古代烹食文化的发展。     

国学现代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点

通过对中国国学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探讨,阐明了在全球化时代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国学现代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点。     

“缘情”：朱熹治经之依据

朱熹治经时反思的依据乃是“人之常情”，中国哲学家常以“常情”作为反思依据而“缘情察闻”。“缘情察闻”之所以既可能又必要，乃是因为自天地以观之则必然存在“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与“常识”不同，它的存在也并不否定认识的必要。作为反思依据，中国所谓“常情”与西方所谓“理性”并非完全不同。     

荆贵生主编《古代汉语》注释商榷

荆贵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是古代汉语教材中内容比较全面、编排新颖、实用性较强的教材.但该书中的一些注释值得商榷.     

浅论古代汉语被动句

依据有无形式标记,古代汉语的被动句可分为意念型被动句与形式被动句两类,而形式被动句又可分为若干小类。从形式被动句入手,从谓语结构的发展变化及搭配角度来探讨古代汉语被动句式中的结构。     

中国古代图书贸易活动体系探析

图书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有着悠久的历史。图书贸易活动是中国图书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图书贸易的主体、客体、渠道、对外交流和管理五个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图书贸易活动,分析中国古代图书贸易活动的发展过程,企图构建中国古代图书贸易活动体系。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论略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与古代小说的复杂演变相联系,又受制于本土文化等级秩序、价值理念、思维习惯、审美趣味等,可析为杂小说观念与文学小说观念两个系列,二者相通而又相对独立。前者的内涵有一个位移的过程,并得到了文化等级秩序上的史志学分类。后者作为一个系统主要由今人而非古人建构,历史上对其所作的阐释有限且多为负面,但于明后期出现了价值判断上的巨大扭转。这种扭转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小说评点大繁荣,具体而言有本体论、人物论、技巧论三方面,而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估又十分必要。     

古代目录学类例述要

类例是古代目录学的核心概念,本文对类例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述,尤其对类例学术内涵及学术功能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探索疏理,以期对类例有比较系统清晰的认识。     

中国古代书院自治权的问题

中国书院是一种官学系统之外的教育组织,它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诏令而建立,其主持者、管理者都没有纳入朝廷的官学教职之中。所以,在中央集权的古代社会中,书院具有一种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在书院创建、办学理念和内部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自治权。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一样,在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之中,二者的自治权差异十分明显。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与家族自治权存在同构关系,正像家族自治权往往受制于皇权一样,书院的自治权也总要受到以皇权为主导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限制。而欧洲近代大学的自治权则是与城市自治权存在同构关系,大学自治是城市自治的直接产物。中国书院和欧洲大学在自治权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二者根植的特定历史的社会政治结构不同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