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80年代精神的终结者——主持人语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新生代”、“晚生代”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先是“60年代生”,继之“70年代生”,他们的审美选择与精神向标都显示出了区别于前代人的不同风貌,90年代末,朱文、韩东等更是大张旗鼓地发起了轰动文坛的“断裂”事件。但现在看来,“新生代”作家与80年代精神在     

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中的"绿色世界"与"南欧少女"

绿色世界”是莎士比亚在早期喜剧中构建的理想王国,它充分体现了作家美好的人文主义理想和愿望。在公正、和谐的“绿色世界”里,活跃着一群“南欧少女”,她们是“美惠女神”的化身,在她们身上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女性的时代精神,也寄托了作家对女性的理想和希望。     

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的"主题"

意大利当代小说家卡尔维诺对小说“主题”的高度自觉表现在两个方面:主题的多样性,它反映了作家对主题丰富、主题的层次或主题间关系紧密、“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的自觉追求;主题的“开放性”或“延伸性,”它是作家对“不确定性”、“可能性”的确认。这一自觉反映出作家的小说观念,即将“轻”视为以哲学和科学为依据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以“轻”载“重”(探寻解释世界、建立秩序的“可能”,(以“轻”化“重”(涵纳诸种“可能性”)。     

"新生代"作家的后现代主义因素探析

新生代作家是当前备受文坛关注的焦点。他们的作品极具个性化、感性化的创作特征。新生代作家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同步“成长”。新生代作品中蕴含着“平面化”、“边缘化”、“零散化”等后现代主义因素。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新生代作家产生了强大影响力。     

试论《红与黑》中的"红"与"黑"

对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一书“红”与“黑”的解释，众说绘纭。根据作家当初对书名含义的回答，“红”与“黑”的确切含义应该是：不成功便成仁。     

"三不朽"人生价值观对古代作家文学观之影响

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观不仅对古代作家的人生观影响极大,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作家的文学观：立德、立功、立言都是要求个体通过服务于群体、社会来展现自我的意义。把立德放在立言之先,要求道德与文章统一。因追求不朽,作家们都对“立言”采取十分严肃、认真、慎重、负责的态度,力求出佳作、出精品。这种尊德性而重事功,轻言说而重践履的价值观,还可引申出把立言看成末事的价值判断。同是立言,也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以功利划分,经、子、史的价值高于辞赋等纯文学作品的价值。     

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小说《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

在“新时期”文坛上，王蒙被评论界视为“复出”作家、“意识流”作家或“现实主义”作家，但我认为，某种意义上他还可以被称作“新时期”的“革命作家”。当他以多义、有趣、感伤、尖刻或故意偏离等多样缠绕的叙述形态“叙述”革命和个人的“关系史”的时候，人们会注意到其创作“自述”与小说在无形中其实呈现为一种缠绕、互疑的关系。是什么刺激了王蒙“自述”的欲望？怎样看待“自述”与小说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一致的现象？或者说，借助于对这一现象的细读，能否将作家创作世界中某些重要的侧面再度打开？于是，在创作“自述”与中篇小说《布礼》之间的关节点和有意味的纽结，就需要稍微留心了。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由《活着》看余华从"先锋"向"世俗"的转型

余华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语言风格在先锋作家中独树一帜,在20世纪8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先锋作家之一。但他90年代完成的长篇力作《活着》却已明确的显示出向“世俗”转向的趋势,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小说家的转型是各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作家世界观的转变,世俗生活的诱惑,“先锋小说”本身所带有的局限性等等都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刘勰论"文德"

刘勰讲文学批评 ,专设《程器》一篇 ,讲作家的才、德。认为才可“彪外” ,但须“弓朋(充满 )中”。“中”决定“外”。因此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首次以“文德”命题 ,强调作家的品德修养。但遗憾的是 ,他在《程器》篇中 ,虽然提出了“有懿文德”的命题 ,却只是要求作家的文德     

"他塑"与"自塑"——论男女作家对乡村女性"日常生活"书写的差异

以男女作家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为切入点,探讨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书写——“他塑”的“疏离日常”与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书写——“自塑”的“亲近日常”这一明显的差异,并探究其中的原因和体现的性别文化内蕴。     

老舍小说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充斥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革命情结,这导致现代文学无法绕开革命,许多作家由于各自不同的主体性,投身革命洪流中时,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与革命文学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形式。老舍的小说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它在讽刺的维度、情感基调上与革命文学存在差异,同时它在民族性批判及文学的大众化上与革命文学又有着潜在结合点。     

"革命+恋爱"新探

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以“革命 恋爱”为题材的作品曾风行一时,但也遭到了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的严厉苛责,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无情地打入了“另册”。其实,“革命 恋爱”是有极强的流行潜质的,这不仅因为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共同的心路历程,而且“革命 恋爱”作品所流溢出的近乎武侠、言情的通俗文学气息,也迎合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这为当时新兴“革命文学”的普泛化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论"前文革时期"的小说创作

从1957年反右运动到1966年文革之前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型期。这个时期的文艺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但“两结合”等创作观念的实施在根本上是与“双百”方针背道而驰的。以50年代的创作积淀为基础,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小说作品,但由于文艺政策的失误和文艺批判运动的扩大化,致使60年代初小说创作在整体上走向概念化和模式化。     

革命文学家与鲁迅的分歧

为了文学上的意识形态革命,革命文学家们对国内文坛诸多大家展开了批评,他们选择鲁迅作为主要批判对象。革命文学家与鲁迅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革命文学家的身份问题。由于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身份,认为只要具备无产阶级的意识就能成为革命文学家;鲁迅则强调革命文学家自身的革命经验对于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二是革命文学与时代和革命的关系问题。革命文学家突出强调文学对政治的想象和表达,相信文学是阶级解放的武器;鲁迅则坚持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反对文学被工具化,而且他认为时代是黑暗的,民众也是麻木的,文学暂时无从去表现革命的时代精神,文学也无法承担阶级解放的重任。此番论争为革命文学争取到了初步的生存权,而且革命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为现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审美空间。     

《白毛女》的革命文艺特点探析

《白毛女》1945年公演的成功拉开了它作为革命文艺传奇经典的序幕。作为20世纪下半叶公演次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革命文艺作品,它是延安时期文艺与政治、革命艺术与传统艺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成果,是革命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成果,是历史与时代的产物。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过程中,《白毛女》敏锐觉察党和人民的意识形态诉求,揭露社会主要矛盾,以文化的力量成为革命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对现实社会产生不间断地持续性影响。从革命文化的视野剖析革命进程中《白毛女》的文艺特点,不仅有利于探析革命文艺与人民、与传统艺术的关系,更有利于探析革命文艺与革命实践的相互作用。     

“革了文学的命”——论“革命文学”的艺术缺失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崛起的＂革命文学＂,有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追求,文学的宣传性、煽动性得到了充分肯定与极度张扬,艺术审美性则遭到了空前的集体性忽视。大多数＂革命文学＂作品因对政治观念的简单图解而沦为粗陋不堪的标语口号;艺术性的缺失更使人觉得＂革命文学＂实乃＂革了文学的命＂。     

感官文学的生成和意义——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中心

感官文学是一种身体叙事学。在新时期，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是，感官文学是借助革命文学而“发掘”出的，是革命文学的另一种激活方式。新时期的革命文学不但没有淡出文坛，反而通过对革命文学成规的成功改写与增补，出现了多样化的叙述形态。其中，张贤亮对革命文学就以更为激进的改写、戏仿，将革命文学引向感官化、市场化、畅销化的境地，从而促使了建国后感官文学的生成。但是，张贤亮式的感官文学却将性置于中心地位，是有性无爱的身体叙事学，它否定了传统的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文学的爱的母题，其负面效应是我们要认真加以清理的。     

论上海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文学的艺术特色--以吴强、峻青、茹志娟为例

全国第一次代会发出了创作反映革命战争生活作品的号召，形成了50年代革命战争学兴盛的态势。吴强的《红日》以恢宏紧凑的史诗性结构、有张有弛的叙事节奏、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被誉为“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峻青的短篇小说以单纯集中的情节结构、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写实中融入了浪漫色彩，呈现出悲壮的审美风格。茹志娟小说的以小见大的艺术构思、平凡崇高的群众形象、柔美真挚的浓郁诗情，构成了清新俊逸的风格。革命战争学成为上海“十七年”主要的学成就之一。     

世界观转变要求论的重新确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论争中,革命文学提倡派就将世界观转变要求论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批评体制的最重要的组成因素,强调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中心问题之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世界观转变要求论的重新确定和完善发展。     

"孕育"与"生产"表述中的性别差异--分析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孕""产"的叙事

在相当长的历史里,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于女性“孕育”和“生产”人的生命的表述确实是比较稀缺的。而且,在男女作家那里,这类表述又涂抹上了不同的性别印记。为此,笔者在这里要探究的是：男性作家以什么态度表现女性“孕育”和“生产”时的形象？而不同时期的女性作家又树立了“自己”怎样的“孕”“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