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先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甘肃（一）

1978年至1979年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意义深远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促进改革开放进程向前发展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讨论的时间初起于“左”倾思想导致的思想混乱时期,能否明辨是非,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次全国大讨论中,甘肃省委表态较早,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甘肃省委又在1979年集中全省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使得全省干部群众进一步明确了理论是非,     

改革开放的先声——真理标准讨论在甘肃(二)

三、真理标准讨论在甘肃的补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及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     

山西真理标准讨论的回顾与反思

30多年前,以<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起点,掀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直接结果,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为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其更大的社会意义,则在于它告别了用政治斗争和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的旧有模式,开启了新时期四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党的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吉林省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新的历史时期一开始,党就面临“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党中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内的安定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条件。     

吴江与真理标准讨论

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吴江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吴江求助于《解放军报》,这就是《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1月13日,吴江老以95岁高龄仙逝。得知消息后,致电吴老公子家英兄。家英说:老人生前有嘱咐: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所以,15日在八宝山给老人送行,也未曾通知他人。这与老人一生低调行事的为人有关。尽管他的名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占有重要位置,但1982年老人离开中央党校,至1990年从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位置上离休后,一直刻意躲避喧嚣。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事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4月10日,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媒体：改革开放的助推器——“真理标准”大讨论

改革开放已走了30年历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一种力量不可轻视,那就是媒体的推动力。媒体既是话语平台的提供者,社会环境的监测者和守望者,是时代脉动的把握者,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助力者和忠实的记录者。本文选取改革开30年间的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媒体的视角来展现30年来的社会之变、生活之变、时代之变。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清障机——评述1978年《人民日报》民主法制宣传

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30周年。回顾30年前这场大讨论,我们发现当年《人民日报》为配合这场大讨论,还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民主与法制宣传。纵观党报历史,民主与法制的宣传为数不少。但是,1978年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民主与法制的宣传,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通过这场宣传,打破领袖迷信,使领袖由神变人;正是通过这场宣传,动员广大民众,对大讨     

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的完美统一——1978年中央党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宣传述评

197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党报上充斥着新的个人崇拜的图片、新闻及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等文革式话语,到年底的《伟大的转变和重新学习》宣传把党的工作重     

真理标准大讨论纪实

公元1978年,一个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历史转折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炸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思想解放、经济振兴、社会全面进步的民族复兴之路,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国崛起的划时代征程。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30年后的中国已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已傲然挺立起了钢铁般的脊梁。 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本刊特别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专页》。本期刊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纪实》、《1978中央工作会议揭开改革开放序幕》两篇文章,真实生动地告诉我们：改革开放的序幕是如何拉开的……     

吉林省档案局开展“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吉林振兴”大讨论活动

今年5月初,省委召开的九届五次全委会议决定,在全省党员干部群众中开展“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吉林振兴”大讨论活动。5月23日,局党组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九届五次全会精神,研究安排局（馆）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并印发了通知。5月28日,召开全局党员干部大会进行了部署,薛云局长作了动员讲话。他重点讲了三个问题。     

30年前时代的见证——回顾改革开放初年出版领域的前进步履

30年前这是重新点燃烽火的年代,自"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人们意气风发,被长期压抑的心中怒火爆发出新的火花,这新的火花照亮祖国的大地,在大地上人们高歌猛进.     

我们怎样投入三十年前那场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新华社的同事们常常议论:今后要抵制错误的宣传,再也不搞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了。可是,我们能抵制得了吗?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了当时领导     

采珠拣贝十余载——关于《文学欣赏与评论》节目的回顾

《文学欣赏与评论》节目开办于1981年。当时结束“文化大革命”已近五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彻底清算极“左”路线流毒以及“四人帮”祸国殃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取得了巨大胜利,人们无不欢欣鼓舞。与此同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光辉前景,更使大家充满信心,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尤其是广大青年个个奋发,努力学科学、学文化,誓将被“四人帮”剥夺的时光抢回来。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发展案例(一)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发展,包括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与新闻宣传政策导向的转变;1980年邓小平“思想中心”说的提出及其政策导向作用;江泽民“祸福论”的提出及其对新闻工作的政策引领作用.     

营造解放思想大讨论宣传大合唱——张家口广播电视台重大主题宣传的有益探索

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战略、重大决策组织开展重大主题宣传．不仅是舆论引导的“重头戏”、新闻宣传的“重武器”．也是党的喉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手段和举措。在全市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新闻宣传实践中,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紧紧围绕省委、市委关于解放思想大讨论的重大部署,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策划,协调联动。创新方式,丰富内容,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主题宣传作品,形成了解放思想大讨论宣传大合唱,为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营造了浓厚舆论氛围,促进了大讨论活动深入有效深入开展。     

改革开放后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8个一号文件

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并把“三农”工作视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同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密不可分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分关注并重视解决“三农”问题，为此，党中央先后发出8个涉及“三农”的一号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中，1982年至1986年连续发出5个一号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成功地指导了划时代的中国农村改革。时隔18年之后，中央一号件再次锁定“三农”问题，从2004年至2006年又连续发出了3个中央一号件，标志着中国“三农”政策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上述8个涉农的中央一号件，不仅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而且体现了党中央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如今，回首8个中央一号件的主要精神和内容，一方面，能够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重中之重战略思想的理解，增强对其重要性、紧迫必的认识；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掌握新时期新阶段党对“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参加《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琐忆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拨乱反正”成为各条战线的共同呼声,文化、教育领域尤其突出。当时,我有幸参与《文学的基本原理》的修订工作,和上海高校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多有接触,还到外地（主要是北京、南京）有关单位听取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拔乱反正,不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任凭“三突出”、“高大全”之类谬论泛滥,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将很难继续下去,社会主义文学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第一起公开报道的突发事件

传媒如何报道灾难性的突发事件,往往最能集中反映一个社会(或时代)新闻政策的特点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我国的传媒长期以来报喜不报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大事故一概不报,或者把事故当作英雄事迹来报,造成了人们对于传媒职能认识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