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元代的流刑

元代的流刑与传统流刑虽有形似之处,却是来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新的流刑,它脱胎于蒙古法的流远、出军等惩治方式,而披上了传统流刑的外衣。仁宗、英宗以后,流远、出军、迁徙等被整合到新流刑之内,反映了在日益汉化的历史背景下,流刑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流刑的靠拢或回归。与传统流刑相比,元代新流刑具有适用范围广,惩治力度大,且渗透利用民族差别进行统治的精神等特点。     

唐宋流刑之变迁

唐宋是我国封建刑罚的完善和发展时期,封建制“五刑”经数百年演变终于确立。作为五刑之一的流刑在确立其重刑地位的同时,因其固有的缺陷,唐中期后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至宋初演变为一种新的刑罚——“配流”。配流刑的出现是封建统治者“明德慎罚”传统思想的反映,体现了唐宋之际社会的重大变革。宋代的“配流”在实施中不断完善,虽因时期不同效果各异,在实施上比传统流刑残酷,但它弥补了“折杖法”实行后刑罚体系的缺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促进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宋代配刑制度探析

宋初“折杖法”的施行，使封建五刑中的笞、杖、流刑设而不用，只剩下死刑、杖刑(包括脊杖和臀杖)和徒刑，徒刑的适用面也极窄，刑罚体系因此轻重失衡。宋朝政府将前代的配刑加以规范后广泛地适用，配刑遂成为宋代最主要的刑种。配刑在起源、性质、内容等方面均不同于流刑，也比流刑残酷。但由于配刑弥补了“折杖法”施行后刑罚体系等级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并能满足国家不断增长的工、杂役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故配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北朝的流刑制度

流刑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所采用的主要刑罚手段之一 ,是封建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本文从流刑制度的源流出发着重探析了北朝流刑制度的成因和特点 ,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     

10—14世纪中国死刑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宋辽金元四朝的死刑适用基本特征是继承唐朝的司法原则。在具体司法中,四个王朝通过各种程序机制进行约束,让死刑适用,特别是执行数量得到有效控制。宋朝虽然在立法上,死罪数量出现较大规模的增加,但国家通过设置多种程序机制仍然对死刑实际执行数量进行了有效控制。辽金元三朝政权建立者虽然属于北方少数民族,但在死刑立法上,依然以唐律为基准,通过对唐律全面的继承和移植,改造了各自民族历史中形成的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死刑内容。辽金两朝在死刑司法上,体现出浓厚的唐宋死刑法律制度的特征,特别是唐朝化倾向。辽金两朝在死刑适用程序上,虽然没有形成宋朝那种复杂的适用程序,但也创制出一些特殊程序。元朝不仅在立法上死罪数量减少,在适用上也予以减少。这与元朝在继承唐宋时期死罪分类体系后再创制出新分类体系和新替代刑——籍流刑有关。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低于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对未成年人犯罪判处刑罚应当排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适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有着积极的意义,对未成年犯罪应尽可能适用缓刑;对一些酌定量刑情节应予以客观的考虑。     

重大责任事故罪客体及客观方面探析

修改后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在犯罪的主体、客体和客观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犯罪客体变为生产、作业等一切公共活动中的公共安全.犯罪客观方面的"作业"、"强令"等词语虽然未变,但其涵义已发生了变化;"违反规章制度"也被"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所替代,大大严密了刑事法网.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的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当前死刑存在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对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死刑

我国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不适用死刑、有选择的适用死刑和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三个阶段。在我国,当前死刑存在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应逐渐限制并在将来废除是刑法学者的共识。对金融诈骗罪的死刑问题有废除论和保留论两种观点。对金融诈骗罪适用死刑,既不利于刑罚的报应功能的实现,也不能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取消金融诈骗罪的死刑规定。     

论伪劣商品犯罪的立法

我国关于伪劣商品犯罪的立法规定 ,既注重立法技巧 ,又注重刑罚适用效用性 ;与此同时 ,它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宋代流刑考略

流刑渊源于上古时期的流放制度，经过行政处分到刑罚制度的嬗变，其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一直很突出。宋代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流刑主刑及附加刑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流刑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确保了流刑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     

论美国妇女选举权实现后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美国国会通过第19条宪法修正案后,美国妇女获得了和男人一样的选举权。但是,美国妇女选举权的获得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妇女的“黄金时代”并未到来。她们在选举、就业和工资待遇等方面仍受到严重的歧视,这其中存在很多问题和原因。     

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部精神是通过消极地限制刑罚权,积极地保障人权,核心意义是人权保障。试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意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方法三个方面,阐释人权保障理念之光照耀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法定刑立法配置的基础观念——以罪刑均衡原则为视角

在法定刑立法配置的过程中要遵循罪刑均衡原则,其体现包括个罪的内部均衡和罪与罪之间的外部均衡,内部均衡是指个罪罪刑关系中罪质与刑种、罪量与刑量、罪度与刑度之间的均衡,外部均衡是指各章罪个罪之间罪刑关系的相对均衡,整体的协调。     

论沈家本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沈家本将西方的法治思想与原有中学互相融合，确立了具有中国近现代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改良了中国几千年的旧刑法体制。他的罪刑法定思想以保护人身权利、废除封建专制为宗旨，以反对比附援引、排斥律外科刑、平等适用为思想核心，以罪刑相适应、废除酷刑、明刑弼教为司法主张。这一思想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刑法制度起到了理论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现行刑法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律师伪证罪的立法问题分析

我国刑法律师伪证罪的设置存在众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犯罪主体具有特定指向性、罪状具有模糊性与宽泛性和《刑法》第306条与其他条文间存在相互的包容性。同时,本罪的设置带有职业歧视性色彩,违背立法理念。要解决存在的这些问题,建议废除本罪,或者修订主体和罪状,建立和完善律师惩戒制度,转变观念,确实保障律师权利。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理论界对于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从五个方面入手来略抒浅见:从历史沿革角度研究本罪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的逐步完善;提出犯罪客体应属复杂客体,犯罪对象应包括注册服务商标标识;区分伪造与擅自制造应以是否具有印制商标标识经营权和是否受商标所有人委托为标准;“情节严重”应在完善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合理运用;本罪的主观罪过方面可以是间接故意。     

防治职务犯罪的理性思考

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公共权力的滥用紧密相关,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探讨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提出其预防和惩治措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基于“寻租”理论和犯罪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研究职务犯罪的内在机理,提出如下对策或建议：应增大犯罪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控制或减少犯罪收益,提高破案率,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论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现代刑法两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遵循的是严格规则主义，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则要求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这两大原则本质上是相互对立的。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两大原则逐渐出现折衷调和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吸收刑罚个别比原则的合理因素，由绝对走向相对，而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在罪刑法定框架内的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