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达──对喜剧性自然意象双重艺术内涵的考察

民胞物与。物与，是杜甫仁学精神的合理外推，而同时，大自然以其所涵载的宇宙生气昭示着人类生命应具的秩序。诗人在其诗作中以喜剧性（自由）自然意象展示了这种心灵与自然双向交流的形上内涵：自然对生命的启示，在自然的映照中对人生悲剧的理性观照与超越要求；对“天人合一”的体认，是诗人宇宙化了的泛人性（“本善”）精神。     

论妈祖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妈祖信仰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文章试从“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德”的古老理念；畏惧自然的神威，渴望战而胜之的人性本能；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祈求幸福安康的心理期盼等角度解读妈祖信仰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从人生境界到审美境界─—庄子天人之学的美学精神

“法天贵真”是庄子天人之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其要义是人道与天道合一，在生命的本真存在中体悟天道。这一思想体现了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与自然无为的宇宙生命的统一，代表了庄子的人生境界论，是一种境界形态；它在“天人合一”这一根本观念影响下，把人生的最高境界与审美境界统一起来．对中国美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为什么活着

当第一声婴啼响彻天际时，一个小生命便诞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天真灿烂的童年、梦幻憧憬的少年、奋发拼搏的青年、世事沧桑的中年、夕阳将尽的晚年便会接憧而来。一个一个的生命在这样的自然轮回支配下生老病死。人生是短暂的，而对人生的思索却是久远的。 毛主席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一生；周恩来七岁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茅以升为在中国长江建立大桥而孜孜不倦；刘胡兰十四岁便为革命牺牲性命；雷锋一生从点滴做起。这些伟大的生命在他们或漫长或短暂的一生中，像金子一样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同时，又有多少默默无闻…     

中日“樱花”意象比较研究

将樱花纳入文学与文化的视野加以考察分析，发现中日两国文学作品中的“樱花”意象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樱花”意象是樱桃文学大力发展下的产物；而日本的“樱花”意象则有其自身发展的源头，虽然在演化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很快又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中日两国诗人对樱桃、樱树和樱花、樱桃花的认识与分类都是模糊的。而两国诗人对此意象的不同处理，又体现了不同的民族审美。     

魏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是一个政治上极为黑暗，极为险恶的时期。在“名士不有全”的恐怖环境中，魏晋诗人们对生与死的认识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诗人都要清醒，深刻。魏晋诗歌中对人生无常的悲叹，对神仙幻境的渴求，都流露出诗人对生命的热爱，留恋，对人生短暂的痛苦和忧虑。正是由于这种清醒深刻的生命意识，魏晋诗人才以狂狷怪诞的言行来全身避祸，鲁迅称他们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言行为“魏晋风度”。     

古诗文中秋愁的内涵

在古诗文中，秋愁的内涵十分丰富，下面仅谈两点。 1人生暮年、壮志未酬之悲 如果把短暂的人生分成四季，那么，人生暮年则为秋天。秋天，许多动植物进入衰颓状态，人自然会由动植物的生命悲剧联想到自身，正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文字里有“秋士”（《淮南子．缪称》：“春女思，秋士悲”）这个成语，其意思是指到了暮年仍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第一段]     

走近兰波和顾城

中国诗人顾城和法国诗人兰波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神童诗人，拥有同样的传奇人生，同样的短暂生命。本拟对他们的诗学思想、诗歌语言和风格作一简单的比较，并认为：顾城和兰波都要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们以与众不同的方式追求诗歌的美，创造新的“宇宙语言”，因此他们都为自己祖国的诗歌革命做出了贡献，都是伟大的诗人。     

论自然范畴的诗学价值

“自然”是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诗学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诗人的生活状态中,“自然”揭示了诗人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在诗歌创作和审美中,“自然”是诗人创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遵循的最高法则,是审美主体对生命的体认。梳理整个中国古代诗学体系,我们可以说,“自然”是中国诗学的基始范畴。     

扬生命之帆 做生活强者──读《闻一多名作欣赏》有感

在校团委组织的“读一本好书”活动中,我有幸借读了《闻一多名作欣赏》,读完此书,深感受益匪浅。闻一多在短促的一生里,走完了诗人、学者、战士的人生“三三部曲”。学者闻一多,历时最长,费力最多,可以说是他毕生心血所写;战士闻一多,完成了他的生命,也最终献出了他的生命,一如他生命中的最后的内容,最后的讲演,明亮而短暂。而我从此书中读到的更多的是诗人闻一多。我感受最鲜明的是他那诗人和战士的双重气质。作为诗人,他压抑着自我的情感,努力以诉诸理智的方式来求得与社会中人的思想沟通,从他的诗中完全可以领略他的学者…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生命本质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突出特征是富于生命精神,以人之生命为其本质和支撑力量,是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也是古代文学艺术作品能够打动读者心扉的奥秘所在。古代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各体艺术都以表现主体生命为基本使命,艺术作品实际是主体生命的结晶。表现生命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基本属性,这种基本属性使古人对诗、乐、舞“三者本于心”、“诗画同源”、“书画同体”等理论命题确信不疑,这些理论命题也恰恰揭示了古代各体艺术都源于人之生命,都以人之生命为其本质。由此我们可以说,人之生命是中国艺术之根。所以,只有从生命学角度透视古代文学艺术,才能对其本质特征作准确地把握。     

浅析日本文学的脱政治性

日本文学从古到今,都保持着强烈的民族特色,一直在追求一种感性美,很少与政治有直接关系,更不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治工具。     

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

郭预衡先生一生专攻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家,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他拥有"史家之心",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呈现出由浅而深三层内涵:一是走进历史现场,二是寻绎历史脉络,三是重构历史空间。他具有"智者之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审视社会的演变,洞察人性的精微,揭橥作家的心态;其著述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大学问、大文章。他肩负"文人之志",称许古代作家的"文采"、"才情"、"情致",其中国文学史著述极富文采和情感,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字里行间流淌着一股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郭预衡先生彰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以丰厚的中国文学史著述,肩负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形成独具风标的学术品格。     

论《中国文学史》的文化内涵

一百多年来,各种版本、体例的《中国文学史》相关著作已有一千多部,但总体质量却不容乐观。文学与文化历来就是水乳交融的,文化是文学的根,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自然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所以如果削弱、忽视甚至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想真正读懂中国古代文学那是不可想象的,而这正是目前大多数《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致命缺陷。     

芥川龙之介和中国文学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坛不容忽视的存在,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芥川龙之介的死,标志着大正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坛的落幕.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和文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从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古典诗歌、其取材于中国古籍的小说以及其与中国文坛三个方面探讨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庄子美学与山水文学的滥殇与确立

中国山水文学的产生与确立与庄子美学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三个层次。陶渊明、李白、苏轼与辛弃疾则是三个层次的代表人物。庄子美学给中国古代士大夫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学创作。庄子美学对古代山水文学的影响深远。     

古代西域文学论纲

古代西域各族人民在化上对祖国的贡献很大，特别是在佛教的传入和音乐的贡献上。西域学由三部分构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语创作的作品，或他们到中原以后用汉语创作的作品，以及内地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到西域后创作的描绘边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风貌的作品。今后我们应加强对此的研究，这有利于雏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商丘地方文献整理与古代文学教学

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商丘地方文学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不仅是检验学生掌握该学科理论基础的途径,也是探索实践教学模式,寻求利用地方文献资源促进教学改革的途径之一。同时,这种实践教学不但能够有力提升古代文学的教学效果,还能宣传地方文化,培养地域文化研究人才。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古代性"

中国近代翻译有层次区别 ,早期的科技翻译不同于后来的哲学、文学翻译 ,前者主要是技术问题 ,后者主要是文化问题。文化翻译具有双重性 ,它涉及到深层的语言体系问题。古代汉语体系决定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根本上具有中国“古代性”     

伪满洲国文学研究在当前的突破

关于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状况,以及身处其中的文化人特殊的生活体验、精神感受和审美追求的研究,始终没有很好地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进入21世纪,这一情形有重要改观。一些研究者开始正视这一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被冷落的主题。这些研究涉及对伪满洲国文学整体的把握,对具体作家具体创作的分析,以及原始文献的系统搜集和整理。伪满洲文学研究在当前的突破值得关注,这涉及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失的补充和创新认识,涉及到重新评定日本侵略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验,由此出现了对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