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愤"在量刑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可否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之一的争议,其内在根源在于对民愤与量刑关系认识的理性与情感冲突.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看法--或支持或否定民愤作为量刑依据之一.我们是否可以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将＂民愤＂作为量刑的一种酌定情节,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正确分析与鉴别民愤,兼顾法与情的关系.     

酌定量刑情节理性司法新论

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酌定量刑情节和如何适用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与弊端,存在对酌定量刑情节认定标准不一,量刑随意性大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将相对的报应刑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司法的理论标准;酌定量刑情节在范围上包括反映社会危害性和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在适用该情节时,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官的裁量过程,并充分论证判决理由,加强对法官利用酌定量刑情节自由裁量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法官素质,把好法官队伍的准入关。     

酌定量刑情节限制死刑适用问题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是由人民法院从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通过对犯罪人一贯表现、被害人过错、犯罪手段、认罪态度等典型酌定量刑情节的探讨,发挥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在酌定量刑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竞合或者多个酌定量刑情节竞合时,综合考虑不同的量刑情节对刑罚裁量的趋轻或趋重影响,慎重选择适用死刑。立法上对部分酌定量刑情节予以法定化,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具有排除死刑适用可能性的消极酌定量刑情节的作用,都是限制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     

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化适用研究

酌定量刑情节作为刑罚裁量的重要范畴,必然有其存在的刑法基础,酌定量刑情节首先要接受刑罚的考量,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要接受刑罚特殊预防的考量,以反映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为了体现刑法的基本原则,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适用不仅有利于罪刑法定主义的贯彻,而且也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适用平等原则得以实现的关键。     

酌定情节裁量规范化和动态化研究

酌定情节是刑法规范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酌定情节裁量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酌定情节的裁量面临着酌定情节内涵不清、适用规则不明、裁量机制不健全等困境。酌定情节裁量规范化和动态化的提出,旨在化解酌定情节裁量困境,为正当有序地适用酌定情节开辟新的道路。从静态的规范思维分析,酌定情节内涵及其适用的规范化是应有之义,即酌定情节是特定时空下基于犯罪人、犯罪行为、被害人及其行为、刑事政策等能够反映犯罪整体严重程度的事实;从动态的司法运作分析,在司法场域内建立开放、平等和正当的动态博弈机制,乃是酌定情节裁量过程和结果正当合理化的机制保障。     

论量刑中酌定情节的适用

酌定情节是量刑中关于具体刑罚具体适用的重要方面,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和运用。探讨酌定情节适用的意义、内容、运用方法和注意的问题等,有利于提高对酌定情节适用的认识,以便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犯罪情节分类新论——兼谈刑事自由裁量权

犯罪情节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量刑情节又分为刑档情节和刑度情节.它们中的酌定情节往往相互交叉,难以区分,而且刑法典中又未对"从轻""从重"等量刑情节属于刑档情节还是刑度情节作出规定.在实践中,或重复使用,或混淆使用,建议对刑档情节尽量法定化,将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主要限定在刑度情节的范围内.     

论量刑因素及其量化分析

改革量刑方法是改革刑事司法的重要环节。本文分析了影响量刑的主观因素及诸客观因素,从而提出了改革量刑方法的大胆设想,即:把法律规定的量刑情节,例如法定情节中的加重处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等情节,以及法律规定的酌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情节加以定量化,在审判具体刑事案件时,把犯罪具体事实情节转换为一定的数以适应本来就是定量化的法定刑幅度,从而公正合理量刑。这种方法既适用于电子计算机操作,也适用于简单数学运算,优于目前国内使用的综合估量式量刑方法。     

量刑公正的机制保障

公正性是量刑和刑罚的生命。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相当完备和丰富,但刑罚理论尤其是量刑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要达到量刑的真正公正,必须要让诉讼参与人介入到量刑过程中,赋予当事人量刑异议权;量刑公正的核心问题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重点是要解决量刑基准问题、法定情节适用问题、酌定情节法定化问题和刑法解释适用问题;一旦量刑失衡,还必须有足够的手段供犯罪人自我救济。唯有此,才能真正体现公正性这一刑法首要价值,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公平。     

犯罪被害人过错立法与司法规制

在我国,犯罪被害人过错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法官在适用这一情节时自由裁量权较大,各地法院对犯罪被害人过错案件的审判结果差异性明显,这种现状要求我们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规范化。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内涵为违法或者违背道德且侵害了被告人正当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将犯罪被害人明显过错和重大过错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中设置;在司法文件中统一规定犯罪被害人过错从宽量刑的幅度,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对犯罪被害人过错进行细化规制。     

民愤与司法公正的博弈与衡平

民愤对刑事司法审判领域的影响愈演愈烈,有时会严重影响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成为困扰法官审判的难题之一.实际上,一方面民愤对司法公正产生积极作用,监督司法;另一方面民愤还可能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作用,绑架司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合理对待民愤,尊重民愤,但不应完全顺应民愤,不为民愤所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

与近代其他的慷慨忧国之士一样,张謇的爱国思想经历了从忠君爱国到“不民胡国”的转变历程,他们认识到必须凭借民间的精神与物质资源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国家,实现救亡图强。在近代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处境中,民心、民气、民力极易与民族义愤相结合,这种义愤值得珍惜,但如果不提升为理性认识,也容易被误导成为笼统排外主义。张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认识到了这种危险,并始终坚守理性务实的精神,将爱国思想落到教育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实处,甚至为此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扬这种理性爱国主义精神和如何正确地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正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着重探讨的课题。     

罪刑法定与民愤因素的冲突与考量

民愤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渗透和影响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令人困惑的难题之一,那么如何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关注民愤但又不为其所染,已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论量刑规范中的检察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符合法的本质,对规范量刑程序,有效制约人民法院的量刑裁量权,切实加强审判监督有着积极意义。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对正义、公平的设定为准绳,按法制原则使国家刑罚权的行使与公民的自由权利实现最大限度的融合。     

刑事和解的罪刑法定问题新探

刑事和解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是该制度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笔者认为,两者价值取向相同、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以及相关立法不断完善等诸多论据,并不能够得出刑事和解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符合的具体结论;与此同时,刑事和解理论渊源的局限性、和解后果的复杂性以及制度安排的前置性在两者契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妥善解决这些前提性的障碍或许正是突破刑事和解在罪刑法定问题上所面临困境的关键所在。     

黄景仁的诗风和乾嘉士风

黄景仁是清代乾嘉时期富有特色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有着幽怨和激越的两面，只有把这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黄景仁和他的诗。黄景仁诗歌中表现出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中期文人的精神世界。只有放在乾嘉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上考察，黄景仁诗歌的精神和风格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     

浅谈量刑建议与量刑程序诉讼化

量刑适当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由于我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实行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量刑问题长期以来未被足够关注。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司法改革举措之一的量刑建议的试行,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量刑程序诉讼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Popular pedagogy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a women's housing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

This paper sets ou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 education and the changing South African political landscape through case study research of the Victoria Mxenge Housing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The research took place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from 1992–2003 and discusses how popular education was advocated by the South African Homeless People's Federation and its parent NGO (People's Dialogue); how it was implemented, how an increasing disjuncture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ccurred, and how pedagogy was shaped by both political and personal factor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and NGO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popular education. It argues for a more nuanced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in social movements within development contex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