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诸部

宋代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上承汉唐"因俗而治"的观念,下启元明清土司制。两宋时期昭通境域大部分属戎、泸二州所辖羁縻区域。史称"叙州三路蛮",即马湖董蛮、南广蛮、石门蕃部。叙州三路蛮与宋的关系较为松散,而与大理东川郡属乌蛮各部血缘相近。这些生息于宋与大理缓冲地带的昭通乌蛮部族,有时既听命于宋朝又臣服于大理,但多数时间处于自我发展的独立状态。     

巴菲尔德视野下的中国边疆

巴菲尔德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上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游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文章主要对巴菲尔德在其名著《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所持的游牧帝国对中原王朝采取的边界战略和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进行概括,并介绍巴氏观点对研究中国边疆的启发和认识局限性,中原王朝内部的崩溃与游牧帝国的掠夺无关。     

浅析中国古代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

边疆的治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稳定、安全、繁荣与和谐发展,我国历代王朝在治边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治边方略。其中,"因俗而治"的边疆治理政策为历代王朝所普遍采用。这项政策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也对维护中原王朝的繁荣昌盛以及统一发挥了独特而重大的作用,乃至如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唐代“和亲”的历史考察

"和亲"是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唐代289年间,唐王朝曾多次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和亲"。其规模之大,涉及民族之多,范围之广,在中国历代的"和亲"中都是罕见的。本文在对唐代的"和亲"事件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唐代"和亲"的历史作用。认为唐代的"和亲"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民族关系,促进了边疆开发,不仅对唐王朝有利,而且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策略选择

自汉唐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应对东北、北部草原和西北的“三北”游牧势力威胁,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中,西北边疆安全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在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策略中,屯垦戍边是现在新疆地区最为成功的应对策略。     

“华夷秩序”下古代中国边防的性质

"华夷秩序"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一种国际秩序,其根基是中原王朝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华夷秩序"下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本文从古代中国边界的范围入手,循着古代中国边界的特点,分析古代中国边防的性质,进而探寻古代中国边防对当代边防的启示,以期从边防视角对"华夷秩序"下古代中国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进行新的解读。     

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

重北轻南，即在边疆统治方面重视北方、相对忽视南方的倾向，是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这一倾向基本形成．以后延续了上千年。受其影响，历代王朝统治边疆及边疆民族的原则，有不少是从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方法发展而来。因驻兵、屯田及经营的重点长期在北方，元以前中原王朝对南部边疆开发的力度较小。元与清重北轻南的倾向不甚明显，主要由于这两个王朝减轻了来自北部边疆的压力。重北轻南治边倾向的形成，与南北方少数民族有不同特点，南北方民族融合过程的差异，北方为历代军事争夺的重点，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易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等因素有关。     

边吏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两汉为中心

本文以汉代为例,探讨了边吏在疆域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在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中,边疆地方官吏在其中的作用是值得关注的。边吏在古代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大致上可以从边疆行政建制的建立和完善、边疆地区社会稳定、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优秀的边吏可以实现王朝疆域的拓展,或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统治制度、汉文化的传播来密切边疆和内地的关系,进而巩固王朝的疆域;相反,昏庸的边吏则会引起边疆统治秩序的混乱,甚至导致王朝对边疆地区经营的失败,不得已而放弃对一些边疆地区的经营,由此而引起王朝疆域的缩小。     

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

由边疆问题而引发的"边患",自秦以来,一直是历代中央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几无一个王朝无"边患"。至清代,清王朝所面临的边疆问题,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之前的历代王朝有所不同,更复杂、更尖锐、更严重,也更难解决。概而言之,既有民族问题,又有统一与割据甚或分裂的问题,更有列强的觊觎与侵略。如何应对或解决这些复杂的边疆问题,不仅关系清王朝的存亡,也关系到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清朝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通过各种措施,推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较成功地解决了之前历代王朝难以解决的一些复杂的边疆问题,其做法值得总结和重视。     

大理国时期乌蛮聚落的城镇化

城镇建置作为大理国“郡县制”文化的实践单元,政治军事的职能属性始终伴随着其自身的建设发展。由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白蛮贵族们的割据自固,客观上造成了大理国各个军政区划的治所城镇数量增加。同时,大理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发展依然极不平衡,白蛮与乌蛮的社会发展程度差距依然较大。通过“以县为部”“谓笼为城”,大理国把更加广泛的乌蛮系统民族纳入王国的区划统治体系当中,造成了众多乌蛮部落向基层行政单元的转化,出现乌蛮聚落城镇化的倾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初级统一体”的形成,加速了西南边疆乌蛮系统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天潢贵胄的吟唱——试论宋代宗室诗

《全宋诗》及《订补》收录了234位宗室的两千余首诗。据宗室自身及诗歌创作的发展实际,将宗室诗分为五个时期描述,宗室诗的发展特点与平民特色既受制于宋代的“隔离政策”,又与宗室自身的平民化相一致。整体看,宗室缺乏一流大诗人,宗室诗亦缺乏鲜明特色;而另一方面,部分宗室诗投射出对赵宋王朝的特殊感情,部分宗室的诗歌创作则为整个宋诗的繁荣作出了较大贡献。     

论北宋的皇陵制度

北宋皇陵主要是指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北宋皇陵区,这里共埋葬有宋太祖至宋哲宗七位皇帝,以及被追封为宋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宏殷,故称"七帝八陵"。北宋皇陵的选址依据当时流行的"五音姓利"之说,陵台的大小、皇堂的深度以及修建皇堂的规制经历了从太祖永昌陵时的草创到英宗永厚陵最终定制的过程,而北宋皇帝葬礼的礼法却始终采用"以日易月"和"七月而葬"的古制。     

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社会影响

宋代福建科举考试位居全国第一。宋代闽北地区有两千多人考中进士,他们对闽北地区以及福建乃至全国具有重大的影响,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浓厚学风的形成,使福建的刻书业更加繁荣,促进了闽学的最终形成并向全国扩展,使程朱理学在全国占统治地位。因此,研究宋代闽北地区进士的社会影响,既有利于对福建宋代文化的发展有更全面、系统的认识,又可以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     

陈康伯《亲征诏草》与绍兴辛巳宋金大战

以最基本的史实为依据,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陈康伯的《亲征诏草》与绍兴辛巳宋金大战的关系。《亲征诏草》是一跨越时空,光复中原的宏伟篇章。《亲征诏草》为绍兴辛巳宋金大战（1161年）南宋的胜利奠定了宣传舆论的基础,为大战的战略——君臣、军民一心抗战,作出了保证。《亲征诏草》以必胜之信念出征,对取得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     

苏轼的科举观述评

苏轼是北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殿试中乙科。宋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权知礼部贡举,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作为一名科举的成功者和管理者,其《东坡集》《后集》等著作记录了苏轼独特的科举观,在中国古代考试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北宋安徽名将高琼

北宋名将高琼在宋初统一南北的征战中立下不小功勋,尤其在宋辽澶渊之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促成真宗渡河亲临澶州前线,稳定战局,签订澶渊之盟,开启宋辽百年和平的局面。他为人正直,忠诚坦荡,为政无私,豪侠仗义,在朝廷享有很高威望,并甚得皇上恩宠,在宋史上发挥重要作用。     

胡瑗与湖州州学

胡瑷是宋初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在他主持下，湖州州学办得有声有色，不仅培养了众多人才，而且成为太学办学的榜样。他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宋代以后的学校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考经验对当代语文考试改革的启示——从唐宋八大家与科举的关系说起

唐宋古文作家对科举考试曾有所批判,但后来他们的作品又因具有典范性、文学性而适合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因而成为考生学习的重要内容。考察这一变化过程,不仅可对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多有一些了解,而且也能为当今语文考试改革提供某些启示。     

唐宋时期重庆科举考试述论

中国科举制度于唐宋时期形成并逐渐完善,但这一制度在全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并不相同,有各自的地方特点。重庆科举起步于唐代,但初期发展比较缓慢,应试人数也不多。至宋代科举在重庆得到了全面推行,中举人数也远远超过前朝,但分布不均衡,各地发展程度不一,这与地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地理位置等因素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