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昉之诗

宋末元初元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曰：“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正、徐常侍昆仲、壬元之、王汉谋。”。在宋初“白体”诸家中，李防可谓当时主要的宗白诗人，据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云：“畴诗务浅近，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     

邵雍的七律诗风与北宋熙元诗坛

邵雍的诗学思想基本形成于庆历、嘉祐时期,代表了诗文革新时期诗风转变的一个分支,但其现存《击壤集》绝大部分作品作于熙宁年间,因此他对熙元诗坛影响更大。他的七律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内省自适,一类为外化教人。内省自适源于“颜回之乐”,外化教人源于“孔门之教”,这使得他的七律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征。他对于七律的最大创变在于形式,以“吟”体结构七律,使得七律具有了古体的顺畅流走之感,也因过于口语化而失去了七律的形式美,从而将白体七律的语言平实坦易,重视说理写意,不注重诗法的特征推向了极致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邵康节体”七律。北宋白体七律的发展流变呈现出一正两变的特征,欧阳修、苏辙、张耒的七律代表了白体中的正体,邵雍七律和苏轼七律则分属两个变体。     

宋初白体诗盛行原因探析

宋初白体诗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宋初统治者推行右文国策,这使宋初文化生态得以迅速改善;二、晚唐五代宗白诗风的巨大惯性,这为白体诗首兴提供历史渊源;三、宋初统治者有意提倡,这是重要推手;四、白体诗自身特质与白体诗人的人格、学识与身份意识,它是白体诗兴盛内在因素。这些因素在宋初一时具备,促使宋初白体诗首度兴盛起来,并在继承中推动宋诗的发展。     

宋初诗坛“白体“新解

北宋初年诗坛风行一时的“白体诗”侧重继承的并不是白居易的讽喻诗,而是其杂律唱和之作。它经过晚唐五代的流变,到宋初已蔚为风尚,主要的白体诗人如李昉、徐铉、王禹偁都曾写作过大量唱和诗?褪摹奥室舛伞北厝换?造成其流易粗疏的不足。     

"白体"新论

无论作为诗歌风格，还是诗歌流派，“白体”均形成于中唐时期，而非一般研究者所认为的宋初。“白体”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风格流派，主要创作表现为以“缘情”代替“言志”，追求明白晓畅、顺熟流易的艺术风格。它与“元白体”、“元和体”等概念既有联系，也存在很大差别。比较而言，“白体”比“元白体”、“元和体”更适宜作为诗歌流派的名称。     

元白体名义辨析

“元白体”包含外延一大一小的两个层次：大者近乎泛称，概指元白诗之体；小者相对明确，专指具有某种特色的元白诗。     

杨亿及西昆体再认识

西昆体诗虽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但并不能说就是贵族文学,其代表人物杨亿风骨清亮,具有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显示了宋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西昆体与白体,不仅对立,而且相互渗透、并行发展,故它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唐彦谦体混合的产物,一方面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符合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另一方面使白诗和晚唐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杨亿咏史诗的规讽之意,以及他的咏物、咏怀诗中的个人感怀,可称盛世哀音。西昆体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单“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论宋初“白体诗”风格形成的社会原因

宋初诗坛的“白体诗”创作蔚为风尚。诗人们主要继承了白居易后期的唱和诗和轻松休闲的闲适诗,以吟咏性情见长,语言浅近率意,不事雕琢。形成“白体诗”这种风格的原因,除了宋初统治者建立的文官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实施的“三教并立”政策和其自身的喜好外,也与宋初文人士大夫们形成的安时顺命的人生哲学有密切的关系。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主管风骚胜要津——王禹偁的诗文创作及影响初论

王禹偁是北宋初年反对浮华风、倡言革新复古并有创作实绩的第一人。本从诗歌和散两个领域对其创作及影响做一简单论述。诗歌创作，王禹偁是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作家，对北宋诗坛摆脱颓糜之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起到了“开山”作用；散创作，其“传道而明心”的学主张及清新典雅、平实自然的散风格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欧阳修、苏轼等人。     

英语"白体诗"的节奏与汉语对联的声律

英语白体诗的节奏和汉语对联的声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通过英语白体诗和汉语对联这两个窗口,初步窥探一下英语诗歌与汉语有韵律文学样式之间的异同,从而进一步探寻汉英文学之间的差异和相同之处。     

文道关系与文辞义例——《文史通义·诗教》意旨辨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篇中,并不从传统的以风俗教化和温柔敦厚为主要内容的诗教观进行论述,而是从文辞义例方面来梳理诗教在文辞流变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章学诚在治学上敢于、善于跳出前人成见和时代风气,而用探索文史的源流义例的方式来明道的追求的具体表现。在《诗教》上下两篇的论述过程中,章学诚从“离文而见道,奉道而折文”的原则出发,从古今文辞著述的具体事理上揭示出诗、战国之文与后世之文“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的关系,明辨由诗教起源而流变于后世的文辞义例,将对文道关系的分析与对文章流变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且论证了义例与形貌的区别。《诗教》篇的论述意旨和论述方式,值得仔细分析,这对理解中国的文体发展和诗文传统,以及章学诚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都具有启迪作用。     

"子美集开诗世界"新解

王禹偁的“子美集开诗世界”关注点仍是杜诗集大成的特点,身为白体诗人的王禹在杜甫诗并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条件下,既没有有意识地超越白体进而向杜甫诗学习,也不可能留意于杜诗是否推陈出新。     

晁迥拟“白体”诗歌简论

在宋初诗坛上,晁迥可谓"一身兼三派":诗拟"白体",名列"西昆",而实开"理学体"门户。其"拟白"诗主要表现为形式上对白体的模拟,这种模拟甚至到了句句求似的地步。56诗中拟乐天诗11首,拟乐天诗句8句。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新诗：困境、根源和出路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两汉君臣用《诗》考

《诗》自先秦传人两汉,在两汉历朝君臣的下诏和上奏中都大量引用到《诗》,它们分别以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为中心,俨然形成两个用《诗》集团。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和不同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差异,这两个用《诗》集团在引用《诗》之“风”、“雅”、“颂”的数量和在诏奏中征引时所呈现出的应用特征,又有不同;而在此中则反映出了《诗》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流变和时代特征,显示了《诗》之经典性与历史性融通的进行和完成,是春秋时期政治用《诗》和战国时期文本用《诗》的完美融合和发展。     

论臧克家的诗人散文

臧克家是中国现代当代学发展史上的作诗人和重要散家。在70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经历了由“诗压散”到“散压诗”的创作过程。评论界对臧克家散的研究远远少于对他的诗的研究。其实，臧克家在新诗体建设和散体建设方面均保持着清醒的体自觉，为散体的深化与发展不断开拓创新。他的诗没有散化，他的散却有诗魂，好似蓝田生烟的美玉，彰显着“建筑，绘画，音乐的美”的散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本从体学的角度，分析臧克家诗和散的体差异，阐释他融精炼，抒情，采为一体的散创作特色，揭示出“诗人散”的诗化特征。     

试论宋初白体诗人王禹偁的诗歌创作

作为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人物，王禹傅的诗歌创作具有其鲜明的特色，诗歌的思想内容及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白体诗人的唱酬之作。经历了数次贬谪的作者，在诗歌创作上学习了白居易和杜甫，深刻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超越了白体诗的闲适，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对北宋初期诗歌的革新。     

"以诗为词"之我见

苏轼提出“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这一主张有些违背作词的基本原则。从苏轼的作品看，其创作实践并未坚守其理论，有些地方甚至违背了“以诗为词”的主张。从苏轼的主张看，他主张词、诗共源，词只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巳。这将会使诗词出现合流的现象。苏轼“以诗为词”，不仅以诗的题材内容入词，还以诗的创作形式、创作方地广泛入词，这样就使苏轼许多词作常与其诗混淆难分。苏轼把“诗序”入词，结果使他的原有词牌往往被人遗志，反而经常取其词序和中词句当作新词牌名，这并非对词体的革新。     

毛泽东对"诗味"理论的发展

“味”是我国古代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古代诗论有滋味说、韵味说、真味说等观点，他们提倡从诗歌的本质和审美特征等方面来探讨“诗味”的根源。毛泽东一再强调：诗要有“诗味”，并根据自己的诗词创作实践，从诗歌创作规律这一新的角度，进行了新的独特的理论创造，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诗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