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玄言诗的言情特质

相对于诗歌缘情的传统,玄言诗表现出浓郁的说理意味,这使得原本形象鲜活、情感动人的诗歌变得“理过其词,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后人多批评玄言诗缺乏审美品格,认为它以说理为主,中断了诗歌的抒情传统。其实从魏晋诗人的情感心理、以玄学思想表达现实情感的方法等方面,我们皆可发现玄言诗也有独特的言情功能,它所表达的情是“畅理”后获得的“高情”。     

论东晋玄言诗的抽象思维

东晋玄言诗，主要是用抽象思维即逻辑思维写的．本文从逻辑学的角度，探讨了它的特点。第一，它的语词表达的多是玄学概念，这些概念非常抽象，内涵又不大明确，因而显得深奥难明。第二，它的语句充满了判断单句多是简单判断，复句往往采用复合判断中的负判断，还有一些判断属于辩证逻辑的判断。第三，全篇充满了推理与论证，其论题多是玄学的普遍概念，其基本论据不是具体事物，而是一些玄学原理。因此，这些诗歌变成老庄哲学的讲义或注疏。     

何为玄言诗——兼论当下玄言诗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魏晋南朝时期并没有“玄言诗”的名字,“玄言诗”的概念是今人提出的。结合南朝人的论述不难看出,所谓玄言诗其实就是南朝人所说的受了玄学之风不良影响的诗。不过,南朝人所指的不良影响包括思想趋向、作品基调、辞采和词趣四个方面,而当下的研究却并未完全据此立论,往往脱离南朝人的评价,根据自己的理解,在魏晋诗歌中选出一部分作品,然后名之日“玄言诗”,并据此为他们的玄言诗研究提供支持。由于研究者所面对的作品互不相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无法达成共识。     

论玄言诗与诗歌意境的形成

论文主要从意境的内部构造——情景交融论述玄言诗在诗歌发展中强化了景这一元,为意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以此说明、论证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和地位。     

论殷仲文、谢混对玄言诗的终结

殷仲文、谢混为玄言诗的终结者,一来玄谈是其本身不足之处,二来南朝人评价其诗为“清浅”、“华绮”、“清华”、“风流媚趣”,但殷、谢二公的诗作又确有玄风,因此,他俩是在玄言诗中终结玄言诗。     

玄言诗与山水诗

玄言诗在东晋盛行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山水诗也在发展着,它们之间互相交融,彼此消长。东晋后期湛方生的山水诗已是较成熟的山水诗了,此时玄言诗与山水诗的消长已发生倾斜,山水诗呈蓄势尽发的态势。刘宋时的谢灵运、鲍照对山水诗的成熟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谢灵运以写景细腻精致擅长,鲍照以取景奇异感情炫魄著称,二者又程度不同地都融情于景。谢诗承继玄言,而又降其为附庸;鲍诗无承老庄,激抒胸襟块垒。二人对玄言诗的消退和山水诗的勃兴的贡献至为重大。     

陶渊明与玄言诗

一东晋是玄言诗的一统天下。有研究者认为,陶渊明在玄风独扇之中顶风而立,改帜易旗,反对玄言诗。更多的研究者则漠视陶渊明与玄言诗的关系,似乎二者是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陶渊明既受到玄风的浸染,又对玄言诗有所改革。陶诗面目大不同于玄     

玄言诗定义新探

玄言诗的界定是玄言诗研究中首要的问题.本文突破已有研究格局,对玄言诗重新界定,认为玄言诗是魏晋时期受玄学影响而产生并与玄学相伴始终的、以表现玄学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为主要内容的抒情言志诗.     

玄言诗二题

一、玄言诗的产生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创立玄学,给中国哲学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玄学以其高度的思辩和理性色彩取代两汉荒唐、烦琐、迂腐的纤纬经学,反映了封建王权衰落和新旧时代更替时期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玄学以老庄思想为主导,调和儒道及诸子百家,用其“修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已朽败的儒家理论”①,“为重建正常的封建秩序寻找新的理论根据,同时,也为充满着失路之悲的封建士大夫寻求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②。     

启功先生论魏晋玄学、玄言诗及玄言诗人

启功先生不以研治魏晋玄学及玄言诗闻名,但他在这些方面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关于道教对魏晋玄学及玄言诗兴起的启示,启先生认为,早期五斗米道、太平道等道教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和破坏力,使意图从思想、理论上颠覆儒学独尊地位的人,有足够的信心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来构建一种反传统的新思想;二是关于《兰亭诗》与玄言诗的关系,启先生认为无论是从使用的词汇还是从表达的意趣上来看,《兰亭诗》都应该算作非常重要的玄言诗。同一个诗人所写的四言和五言,在词语和意义上都有一定的联系,这反映了他们探索诗歌体式的过程;三是对于陶渊明、谢灵运、支遁等玄言诗人,启功先生也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说明了他们在生活和创作上是否自然的问题。     

略论玄言诗的嬗变

玄言诗和山水诗出现于魏晋时期,都属于文学史上的新品种。尽管以文学的眼光来衡量,玄言诗远不如山水诗,可是自西晋永嘉时至东晋,玄言诗却雄踞诗坛一百余年。而山水诗却要到南朝刘宋时才头角崭然,取代了玄言诗在诗坛上的地位。这种演化、递变,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其中有值得探讨的规律性的问题。     

玄言诗的义界研究

中国诗歌历来缘情言志,玄言诗以其浓厚的说理特点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它因此也难以得到研究者的赏识.后人往往根据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的特征及由此引起的在文学史上的非主流地位而忽视它应有的价值,对它研究颇少,表现在对其义界的研究上,就比较简单.文章梳理自南朝以来对玄言诗义界的研究观点,结合玄言诗本身,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归纳得出玄言诗的义界,将玄言诗定义为:玄言诗是用玄学义理和玄学思想方法创作的诗歌.     

南朝诸家玄言诗批评发微

南朝玄言诗批评有别于两晋之时提出的"韵灵旨清"的审美标准。檀道鸾、沈约、江淹、刘勰、钟嵘等人物的批评,并非从其审美标准而言,而渐有以宗《诗》的儒家诗学标准评价玄言诗,且梁代前后稍有不同。     

魏晋玄言诗义界新探

对魏晋玄言诗义界问题的探讨,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本世纪初魏晋玄言诗研究的方兴未艾,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空间。本文首先将学术界对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作一清理与分类。为使玄言诗定义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创作实际、更能揭示玄言诗的起源、嬗变规律,本文提出了的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得出新的义界和分类。     

魏晋玄言诗义界新探

对魏晋玄言诗义界问题的探讨,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本世纪初魏晋玄言诗研究的方兴未艾,这一研究领域仍有较大的空间。本文首先将学术界对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作一清理与分类。为使玄言诗定义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创作实际、更能揭示玄言诗的起源、嬗变规律,本文提出了的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得出新的义界和分类。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玄言诗和陶渊明诗比较

玄言诗是玄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在诗歌瓴域渗透而产生的一种哲理诗。玄学最初是魏晋士人用老庄思想阐释儒家学说，企图为虚伪名教寻找存在的依据而发展起来的，后来就演变成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人生哲学。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经译本中有许多颂赞性偈语，僧人用这些偈语来宣传佛理佛法。当时文人就仿照这种形式写出了宣传纯粹玄学义理的玄言诗。这种诗在嵇康阮籍诗歌中已经露出了端倪，在西晋永嘉年间到晋宋之交的一百多年里风靡了整个诗坛，成为当时诗界的主流。因此从内容上来说，玄言诗充满玄理，借山水自然表现他们的洒脱与高深；从形式上来看，它受到了当时佛经译本和僧徒说经方式的启发。玄言诗人以山水媚道，把玄学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用于对山水的审美观照，因此它虽然被贬为“淡乎寡味”，但它开创了以山水明理的先河，对以后山水诗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玄言诗的类型及评价

文学史上对玄言诗的评价一直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其原因是对玄言诗缺乏"区别对待"。玄言诗有两种创作类型,即铺演玄理和立象尽意。铺演玄理的玄言诗有对玄理的"隔"与"不隔"之分,立象尽意的玄言诗有意、象"未融"与"已融"之别。通过对玄言诗类型的分别与分析,可以对玄言诗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作出新的评判。     

接受视野中的郭璞与玄言诗

郭璞诗歌与玄言诗既相契合又相背离,在二者的关系上,历史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东晋士族以＂玄＂为审美标准,将郭璞视为玄言诗的早期代表,刘宋时期的檀道鸾作《续晋阳秋》时沿袭了这一观点;齐梁以降,钟嵘受新的审美思潮影响,并结合自身的人生际遇,在《诗品》中将郭璞诗风看作对玄言诗风的反拨。因此,要正确理解郭璞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不但应该结合郭璞诗歌的创作实际进行考查,同时也应将其置于文学接受的视野之下,历史地予以看待。     

陶渊明与玄言诗--兼论陶、谢诗风的差异

陶诗和玄言诗联系密切，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玄言诗中已经潜藏着田园诗的题材因子，陶渊明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歌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玄言诗并非都是抽象说理，好的玄言诗也能表现一定的辞趣，陶诗在这方面显然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三、陶诗与玄言诗在语言上都不假雕饰，二者在风格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山水诗是玄言诗的产儿．那田园诗也同样是玄言诗的爱子。说山水与田园同出一源而两水分流，这并不是难以置信的梦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