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洛阳士人

北宋时期,在陪都洛阳山水风光和文化氛固的吸引和熏陶下,以留守官员、世家大族和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洛阳士人,或追慕先贤集会游乐,或放逸心情纵情山水,或挥毫泼墨潜心著述,在文、史、哲等学术领域均有杰出的贡献.这部分人以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文彦博、程颐、程颢、邵雍等为代表,他们在成就其令世人瞩目的学术建树的同时,也缔造了繁盛的洛阳文化,洛阳也因此成为北宋时期的文化重心.     

从政治型都市文化到休闲娱乐型文化的嬗变——北宋洛阳城市文化研究

北宋是洛阳城市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北宋以前洛阳城市文化是典型的政治型都市文化,宋建国后,定都开封,以洛阳为西京,洛阳的政治影响力日趋弱化。仁宗以后逐渐完成了从政治型都市文化到休闲娱乐型文化的嬗变。政治中心的转移,洛阳优越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兴盛的花木和园林经济是促成这种转型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唐代与北宋时期的洛阳私家园林考略

唐代及北宋时期的洛阳私家园林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名盛一时,有"天下名园重洛阳"之美誉。唐代洛阳私家园林"宏大壮丽",北宋洛阳私家园林"精致写意",普遍规模小。唐宋时期洛阳私家园林作为北方园林的代表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影响了后世的江南园林,而且影响了邻国的园林发展。     

论欧阳修洛阳散文的文化内蕴

北宋一代文宗欧阳修进士及第后曾在洛阳任职三年,其间创作各类文章30多篇,显现出多元的审美取向和丰富的文化内蕴,突出体现为:山川与人文相融的山水文化,讲究映衬与自然的园林文化,心灵放纵与雅致脱俗的闲情文化,淳厚、融和的民俗文化,胸怀天下、忠直、忧患的士大夫精神文化。欧阳修用生花妙笔,抒写描画着洛阳文化的绚丽与多姿,传扬着洛阳人的生活情趣与人生态度,并借以代代相传,成为塑造洛阳城市品格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洛阳名园记》丛考之“湖园”

北宋时,洛阳园林之胜天下闻名。《洛阳名园记》记录了北宋时期李格非所亲历的十九处名园,这些园林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北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本文旨在对其中的"湖园"进行考证,从园主风貌、景物形胜、因革变迁等几个方面入手,力求对"湖园"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对学界有所帮助。     

北宋神宗时期居洛士宦家居生活探微——以邵雍和司马光等人为中心

北宋神宗、哲宗时期有大批士宦退居或寓居洛阳,其中又以神宗时期贤士和名宦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居洛士宦群体在西京构筑园宅或别墅,过着读书治学、种花赏花的静居生活。他们都极力以悠游自适的忘政心态,去淡化王安石和熙宁新法对他们政治思想的冲击。     

北宋神宗时期居洛士宦家居生活探微——以邵雍和司马光等人为中心

北宋神宗、哲宗时期有大批士宦退居或寓居洛阳,其中又以神宗时期贤士和名宦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居洛士宦群体在西京构筑园宅或别墅,过着读书治学、种花赏花的静居生活。他们都极力以悠游自适的忘政心态,去淡化王安石和熙宁新法对他们政治思想的冲击。     

论唐传奇中洛阳意象的河洛文化特色

唐传奇中与洛阳相关的故事是当时洛阳地域文化的真实再现,既反映了洛阳丰富的山水资源和政治中心地位对唐代文人的吸引力,亦折射了洛阳地区的牡丹文化、花神观念、后土信仰和毒龙意识等风俗理念的盛行,充分展示出河洛文明在唐代社会的丰富内涵。     

白居易和洛阳山水

白居易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他在洛阳生活了18年,人生的最后岁月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度过的,他留下了900多首歌咏洛阳山水的诗歌。洛阳以她独有的文化魅力和秀山丽水吸引了白居易,而白居易和洛阳的不解之缘又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更加多姿多彩。     

同中之异——读北宋山水与巴比松画派

北宋山水与巴比松画派时间相隔七百多年,发生地域距离遥远.基于在自然风景为描绘对象的绘画领域里,北宋山水与巴比松画派在各自所处的中、西方美术史中都是"写实"性的代表,并且两者都对自然风景给予热切关注,然而,由于时代、文化等特点的不同,画家的审美倾向及作品呈现面貌也迥然不同,北宋山水传递出"物"境的美,巴比松画派强调对自然风景"物"的真挚情感.北宋山水与巴比松画派是两种文化的载体,比较两者的差异、探究形成差异的原因,是写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开拓新路的征程中理论意义上的探索,同时也是绘画主体与时代关系的新认识,有利于当今东西方文化互融和发展.     

明清德州程氏家族文学研究

德州程氏是明清时期鲁西北地区的一大文化家族,是明清山东运河文化的重要代表,科第文学兴起于明中叶嘉靖初年,一直绵延至清初。程家世官水曹,清正廉明,且代有诗名,出现了程、程绍、程先贞等著名文人。程诗协唐音,尤工五律;程绍诗作雄健浑朴;程先贞论诗,主张＂孤＂、＂清＂与＂厚＂的融合,其诗学陶兼杜,深稳清妙。明末清初之际,程先贞与顾炎武、钱谦益等大儒私交甚契,声息相通,流露了深沉的故国之思。     

汉代乘传制度探讨

汉代的乘传制度是在先秦、秦代乘传制度基础上发展和完备起来的。这一制度基本上存在于整个汉代。乘传通常有四等;但亦有超常规的六乘传、七乘传。乘传级别固然由使用者的地位、身份决定,但事情的紧急程度也起重要作用。乘传主要是在有军国大事时使用,因而对汉朝的统治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性,特别是王莽时期的滥用,使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弊端,从而降低了它的作用。     

理学家杨时散论

理学家杨时先后师从程颢、程颐兄弟,其最为后人所熟知与称道的是“程门立雪”的修行美谈,近代学者认为其间蕴含着禅宗面壁工夫的内涵。二程去世后其学说面临失传的境地,杨时不遗余力地收集和校订二程的遗稿,通过聚众讲学的方式传播二程理学思想。杨时生逢南北宋之交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他的审时度势和积极努力促使二程思想成为理学正宗。杨时在理学道统传续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为程朱理学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瞽史文化看荀子《成相篇》——兼评《成相篇》为民歌体

荀子《成相篇》学者历来认为是民歌体。本文将其放在瞽史文化语境中予以观照,对成相的内涵、体例缘起、性质及孤本独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通过运用纸上和地下的材料分析比照,最后认为成相体是上古盲瞽乐师言说讽诵的体式,是贵族声教的话语方式,绝不是民间歌谣。成相辞在楚国的出现,是楚上古文化形态保留完好的证明。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比较二人易学动静观,显示出理学和庄玄之学这两种解《周易》思路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程颐、苏轼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而苏轼的“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于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明清士人塑造程旼形象的意义

程旼作为客家地区重要的乡贤人物,至少在宋代已引起士人的关注。明清时期,随着王朝对广东地方统治的加强,广东官绅极力通过挖掘与整理地方文化资源,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塑造了程旼公信、正直、儒雅的完美形象,并通过祠庙建设,最终使得程旼成为家喻户晓的地方闻人,士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程顺则与儒学在琉球的传播

自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与琉球建立正式邦交关系起,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今为日本冲绳县)为日本吞并止,在长达500余年间,中国儒家文化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传入琉球.在推动儒学在琉球的传播过程中,华裔儒学大师程顺则无疑是起了最直接、最有效、最重要的作用.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传播和弘扬儒家文化,对琉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钱穆文化哲学探微

在钱穆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钱穆把文化的本质视为人生,视为生命,并从生命的内部去找寻文化的心性本体,从而使“文化”获得了哲学的认可与关注,文化进入了哲学范畴的领域。钱穆判定中西文化,一是内倾型文化,一是外倾型文化,它们的不同实质上就是人生表现的不同,即“成己”与“成物”的不同。钱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前景充满信心,各民族文化的新生必将带来世界文化的新生,中华文化对现代世界文化的新生将担任十分重要的角色。     

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

宋代理学兴起,对各区域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春秋》学领域中,理学《春秋》学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宋初三先生中,孙复、石介的《春秋》学已被弟子传入蜀中,周敦颐、二程入蜀又使其《春秋》学在巴蜀传播开来。到南宋时期,理学《春秋》学已控制巴蜀《春秋》学的大局。现存南宋巴蜀《春秋》学著作,如李石、李明复、魏了翁、程公说、赵鹏飞、家铉翁的《春秋》学著作,均宗主理学。理学对巴蜀《春秋》学的贡献不言而喻。     

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国古代戏曲繁荣(笔谈)

北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期论坛着重探讨了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与辽金元文学及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繁荣的相互关系。李成教授认为民族文化融合是中国文学转型的动力之一,尤其是北方民族文化影响了辽宋金元时期中国文学的走向、内在特质和文学风格,促进了戏曲的发展。周惠泉研究员认为,辽金文学是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田同旭教授认为,十六国北朝是古代戏曲艺术形成开始兴起的时代,金元两代则是古代戏曲艺术正式成熟的时代。刘达科先生认为民族文化融合与双向交流,为古代戏曲发展增添了新的基素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