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王官文化制度下“六诗”之衍生

《周礼·大司乐》所记载的“六诗”是中国本土生成的一个重要诗歌术语,其涉及早期诗乐观、文学观、政教观等,蕴含了三代礼乐文化生成及传播等众多学术信息。作为早期诗乐形态,“六诗”的生成机制、演述体式、传播机制与上古政教传统、风俗等社会体制有密切关联。“六诗”之教服务于当时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上古“王官之学”即早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这其中既包括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亦包括巫祝文化。“六诗”之衍生与巫瞽乐官的采编、典乐和教学等密切相关。伴随王官文化的衰退,瞽眯逐渐沦为优人讽谏,周代六诗亦最终走向衰落。     

《诗经》可能不止“风雅颂”

<正>说起“《诗经》六义”，我们就会想到“风雅颂赋比兴”。这个观念较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又总结归纳，在《毛诗正义》中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论汉赋及时代风尚

赋,最早是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出现的。春秋时卜商的《毛诗·大序》中说:“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春宫·大师》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称六     

郭店楚简引诗论及毛诗《都人士》的文本生成

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缁衣》第九章引《诗》,学者以为是《小雅·都人士》,但用字、用词、用韵、句数、结构、内容与《礼记》所引、《毛诗》迥然不同,也不见于汉代服虔所言逸诗。而《毛诗·都人士》首章与后四章在内容表达、主题思想、结构逻辑又难以统一。因而“三家则亡”,“毛氏有之”,不过是郑玄所见文本的一家之言。《礼记》引诗是对旧本的增益改换,后世《毛诗》学者将其中《缁衣》“子曰”文字写入诗序,也将诗句移入《毛诗》文本,成为《毛诗·都人士》首章。但有学者指出郭简为“节引”,“鲁、齐、韩三家诗没有《毛诗》的首章六句,当属脱漏”,也是值得再探讨的。     

“诗六义”排列顺序之探因

关于“诗六义”,孔颖达提出了“三体三用”说,但是没有详细解释“诗六义”把“赋比兴”放在“风”的后面的原因,导致部分学者质疑此说。孔说固然合理,但“诗六义”的排列也有其内在的逻辑。“风”是最先形成的诗歌体制,而“赋”是“风”最早的诗歌表现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和伦理道德等因素使人们的一些情感不敢直接表达,于是出现了比较隐晦的表现手法“比”和“兴”。而“雅”、“颂”在情感表达上,可以说是“风”的延续,所以排在后面。     

毛诗《伐檀》“素餐”考辨

《伐檀）三章之末分别有“素餐”、“素食”、“素飨”三词,历代学者对其解释不同。从这首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实际内容等进行考辨,解为“无肉不下饭”更为确切。     

有趣的数步成诗

曹植七步成诗已成为文坛佳话,其实,在我国诗歌史上,除了“七步诗”外,还有“五步诗”“三步半诗”“六步诗”等,读者恐怕就知之不多了。     

诗六义辨说

“六义”的名称最先见于东汉卫宏所写的《毛诗序》,他在序中谈过《诗经》的功加之后,接着就论述《诗经》的体制和表现方法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在《毛诗序》之前,《周礼·春官·大师》已有“大师教六诗”的记载,其中“六诗”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与“六义”全同。由于同一赋、比、兴、风、雅、颂,《毛诗序》称六义,《周礼》称“六诗”,于是后人对“六义”或“六诗”就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各家的解释虽不同,就其大略而论,基本上只有“六诗皆体”和“三体三用”两说。兹依次列举如下:     

从赋与诗的关系 看赋的起源

一、“赋”名来源于《诗》“六义”之“赋”“赋”,作为文体的一种,其命名的由来,一般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是来源《诗》之“六义”;一是按《汉书、艺文志》所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两种说法究竟何是何非,尚需作一番认真而细致的考察。《诗》之“六义”,一见于《周礼》,再见于《毛诗序》,其内容为曰风、曰赋、     

兴义源流辨

“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曰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毛诗序》)。自孔疏将“六义”肢解为“三体三用”后,从朱熹的“三经三纬”说至现当代研究者的诠释,都未能脱此藩篱,一般认为:“赋、比、兴是前人归纳的三种表现手法。”我们有理由提出质问:“表现手法”作为诗人创作时的先在思维结构,是否曾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存在于先民的头脑中?这一概念是否适合于《诗经》在其所处时代背景中的角色?何以从庙堂文学到里巷歌谣在诗的“表现手法”上如此一致?很难想象,在鸿蒙初破时就已经开始了文学意识的自觉。 近年来,一些学者打破“诗教”传统的思维定势,尝试从不同角度分别对“六义”进行研究,对《诗经》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就其中对中国诗学影响最深远,争议最多而界说又最纠缠不清的“兴”义再作一番思考。     

《诗经·陈风·宛丘》主旨考辨

对于《诗经·陈风·宛丘》的主旨问题,在学术界中主要有三种意见：一,讽刺诗.二,反映陈国风俗之诗.三,男女间爱慕之诗.本文梳理了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考察该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并分析此诗内在的逻辑联系,再结合诗中的“子”“望”这两个关键词语的诠释,认为此诗的主旨应是描写男性诗人对在宛丘上婆婆起舞的巫女的爱恋,却不得不忍受求而不得的痛苦.至于诗中反映的巫风习俗,是陈国社会背景在诗中的自然呈现,非诗之主旨所在.     

论汉赋及时代风尚

赋，最早是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出现的。春秋时卜商的《毛诗·大序》中说：“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春宫·大师》郏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第一段]     

数学课堂的三重境界探幽

凡事都有境界之分,为人、为事、为学问均不例外．著名学者冯友兰曾经将人生划分为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并以三句诗加以形容：“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为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境界;     

六诗古义解

《毛诗》“六义”之说,本于《周礼·春宫》:“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序》因之,称为“六义”。郑玄注“六诗”曰:“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     

《梦游天姥吟留别》主题新探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后世关于这首诗歌主题思想的议论颇多,多数学者认为诗歌抒写了李白“对名山仙境的热烈向往”。“向往名山仙境”一说之所以为前修时贤所认同,是因为此说有三个看似充分有力的证据:其一,李白其人好游;其二,此诗为李白即将南游名山之时所作;其三,诗歌以大部分篇幅描写了天姥山之美和神仙世界之乐。不过,笔者思之再三,窃以为三个论据均不坚实,“向往名山仙境”六字并不能概括作品的全部内容     

夏商周三代美育思想与礼乐文化

夏商周三代,礼乐教化的主要目的都是培养与血缘宗法等级奴隶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夏商时期原始的混为一体的“先王乐教”在西周时期已初步分化为“礼教”、“乐教”、“诗教”三种形态：“礼教”指与宗法等级政治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化、艺术化的教育;“乐教”即《周礼》所说的“乐舞”之教,主要是指音乐与舞蹈教育;“诗教”指《周礼》的“乐语”之教,“六诗”之教。可以说,西周礼乐教化观念已达到充分自觉的程度,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对贵族子弟和国民进行艺术教育。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宋诗话(上)

顾炎武《日知录》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唐诗之不能不降而为宋,亦势也。《沧浪诗话》谓唐诗“透彻玲珑”,“言有尽而意无穷”,宋诗则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病,刘克庄《竹溪诗序》谓宋诗多“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杨慎《升庵诗话》谓“唐人诗主言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言理,去三百篇远”,是轻宋     

中晚唐诗名作浅识（二）

有学者言,唐诗之精妙,在音律、在色彩、在诗意。窃以为解析某诗之佳妙,恐难出乎此之外也。求一诗之通解,难矣。或以为雕虫小技,枉费笔墨纸张,奈何先有《中晚唐诗名作浅识(一)》,若无“二”,则于理不通耳,故不揣鄙陋,连缀为“二”,谨请方家指正。     

诗学传薪 文章津逮——读《香菱学诗》札记

《红楼梦》第４８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一节，以“香菱学诗”为题，入选人教版新高中《语文》第六册。教材编者认为，这段学诗故事对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极具启发意义，可谓深中肯綮。因为诗境与文道本同源异流，又殊途同归，故鲁迅先生赞美《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太史公书可谓“诗史”。老学者张中行先生著《负暄琐话》，自序“就主观愿望说是当做诗和史写的”，也确实当之无愧。所谓“史”，指“用意是记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所谓“诗”，当是有文外之味、味外之旨。正如周汝昌先生读后感言所云，“文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