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古今人表》识要

一、《古今人表》和作为断代史的《汉书》班固作《汉书》,记汉事,《古今人表》无一汉人而廁于其间,后世非议者多,大家如刘知几,就尖锐批评道:“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莺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乎?”赵翼也说:“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须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也。”·在近二千年的流传中,《古今人表》(以下尽量简称《人表》)一直是《汉书》不     

《汉书》《文选》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比较

《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古字（即正文用字）不同，但今字相同，如《汉书》注“鼌，古朝字”《文选》注作“晁，古朝字”；古字（正文用字）相同，但今字不同，如《汉书》注引如淳曰“甿，古文萌字”《文选》注引作“甿，古氓字”；《汉书》《文选》正文用字相同，颜师古、李善注释用字也相同，但颜注用术语“古”，李注用术语“今”，如《汉书》注“廑，古勤字”《文选》注作“廑，今勤字”；《汉书》正文用古字，颜师古注以今字释古字，用“即”沟通字际关系，《文选》正文用今字，李善注误用“古”沟通字际关系，如《汉书》注“歫即距字”《文选》注作“距，古岠字”。     

从《汉书》看先秦两汉“拘、囚、系（繁）”的发展演变

本文对《汉书》中出现的“拘、囚、系（蘩）”这组同义词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井以之与先秦两汉时期的使用情况做了比较：春秋战国以前．表“拘禁”义主要用“囚”和“拘”，二词在战国时期竞争激烈。从汉初开始，表“拘禁”义的“系（繁）”开始呈上升趋势，到《汉书》中占主导地位。“囚”虽一直沿用至〈汉书》，但组合能力已十分有限。“拘”表“拘禁义”随着“系（繁）”的上升而相对处于劣势，出现频率并不高，但在《汉书》出现了新的组合“拘留”，此形式被现代汉语继承下来。     

利苍原是俚族王

周总理生前指示，“应该将（马王堆）墓主人的身份搞清楚”，但迄今仍聚讼纷纭。其实，《汉书》已有记载，“黎朱苍”就是俚人之主（王）苍。只是当代学者囿于古今语言差异，难有认同而巳。     

“博士”“学士”词义拾零

一、博士1.官名,起源于战国。如《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及汉初,博士所掌为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并参与政事论     

让素材“点”亮中国智慧（八）——“识读《汉书》”素材拓展及运用

<正>《汉书》又称《前汉书》,“二十四史”之一。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彪为《史记》作续,但壮志未酬,抱憾离世。儿子班固继承父志,前后历时20余年,使《汉书》初具规模。班固去世后,班固之妹班昭补写了《汉书》中的八表,而《汉书》天文志则由班昭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学巨著,在体例上,《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     

《史记》纪传体的创立问题

刘知几把我国古代史书统归为所谓“二体”,即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记》纪传体,又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体”。《史记》以后的“正史”,从《汉书》到《明史》,虽然“五体”的名目有改变(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世家”),却都有“纪”和“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纪传体的体例。     

围棋为何分九段

“段位”，表示围棋手的等级，现在普遍采用“九段制”。你可知道围棋的“九段制”是怎么来的吗？ 围棋起源于我国，历史悠久。随着围棋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评定技艺高低的方法。《汉书·古今人物表》把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古代官职也分九个等级，从魏晋开始，立九品之制，从一品至九品，历代王朝沿袭不废。 在我国古代，围棋棋手的等级称之为“棋品”。因受人品、官品、书品“九品制”的影响，故棋品也设“九品制”。“九品”的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张拟著的《棋经·品格篇》：“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     

试为《汉书·五行志》拭尘

班氏一家父子兄妹历时三、四十载撰成的《汉书》,对我国传统史学的巨大贡献,古今皆有肯定。现代史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汉书》,成就远远超过前人。略嫌不足的是对它的十《志》部分,除《食货志》外,甚少专文探究。特别是其中的《五行志》,评论《汉书》者大多以之作为作者“五德相生”、“天人感应”唯心史观的集中表现,而予以否定。这是值得研究的。确实,《汉书》作者把儒家经典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制造了一种准宗教式的油彩,这层油彩特别使《五行志》神秘化了。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在这神秘化的外壳之内,它还包藏着许多对我们今天颇有价值的多方面的古代信息,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     

利苍原是俚族王

周总理生前指示,“应该将(马王堆)墓主人的身份搞清楚”,但迄今仍聚讼纷纭。其实,《汉书》已有记载,“黎朱苍”就是俚人之主(王)苍。只是当代学者囿于古今语言差异,难有认同而已。     

论司马迁和班固之孰优－－《史记》、《汉书》同篇目比照评述

《史记》、《汉书》被誉为古今文史两大书。该文通过对两书同篇目的比照，从作者所处时代、各自经历、思想崇尚、史观笔法及文章风格和五个方面深入研究、分析，从中揭示出两者之孰优。     

略论《汉书》的整体结构

《汉书》在结构上比《史记》更加注意整体性与规范性,既断代为史,又有鲜明的通史意识,努力将“断”与“通”结合。《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也是“大一统”的通识思想在史学上的鲜明体现。《汉书》在整体架构上具有“一部如一篇”的特点,只有将《汉书》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客观全面地把握其结构艺术。     

避讳与＂庄青翟＂改姓

严德健老师《汉武帝在位期间用相多少人？》（《中学历史教学》2011年11期）一文详列了汉武帝一朝的13位丞相,依据是《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但其中一位“严青翟”,当作“庄青翟”。     

殷纣王

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殷纣王是暴君。《汉书·古今人表》中就把他的人品列为下下。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看过《封神演义》的人都能说出许多纣王施虐的故事。可是为纣王作些辩护的，古往今来也有一些人。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清人崔述认为纣王的罪状只有五条，其它的事都是人家杜撰的。顾颌刚撰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更指出传说的纣恶是层累叠加地发展起来的，时代愈近，纣恶愈多，也就愈不可信。他还作了许多考证，说担己的形…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辨

孔子这一教育命题,出自《论语·阳货篇》。后人对此误解很多,因此很不容易说清楚。汉代班固认为:“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汉书·古今人表》)这是就其品德而言。清代孙星衍认为:“上知谓生而知之,下愚谓困而不学。”(《问字堂集》)这恐怕是就人的才智而说的。后人对孔子这一命题的解说,就多从孙星衍这一解释出发了。但如何解释“生而知之”和“困而不学”呢?就又众说纷纭了。     

郑樵《通志·乐略》与孔子《诗经》

郑樵《通志·乐略》中所体现的“会通”思想和“编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在《乐略》中郑樵对《诗经》之乐重新进行了诠释。     

秦朝官制尊左卑右考

秦朝的官制在中国古代官制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正如汉代历史学家班固所说:“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多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号,立百官之职。”(《汉书·百官公卿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它的中央官制的设置情况,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或略或详的记载,尤其是《汉书》的“百官公卿表”更是一目了然。但是,官制中丞相一职前面冠有     

“八面受敌”读书法——从苏轼的读书秘诀说起

北宋时有一位年轻的读书人名叫王庠 ,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把班固写的《汉书》着实研读了一番 ,自认为对西汉历史已精通。有一天 ,他去拜访大文豪苏轼 ,谈起了《汉书》。王庠先叙述全书十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各篇的写作风格 ,又评说刘邦、项羽、萧何等的功过是非。“看来 ,你在《汉书》上花的时间一定不少吧 ?”苏轼听罢淡淡地问。这时 ,王庠才发觉自己谈得太多 ,连忙打住话题 ,恭敬地问 :“早就听说先生对《汉书》研究颇深 ,但不知用了多少时间。”“读了五遍。”苏轼说完问王庠 ,“你能说说司马谈的为人之道吗 ?”“这……《汉书》中…     

退溪《易学》思想初探

朝鲜李朝李退溪的易学思想自成体系，其精义可归纳为三个基本特征：熔“义理”与“象数”于一炉；以《易》学作为论证理学的根据；由《易》理来会通理学和心学。     

“托诗以怨”寻绎

(一) 钟嵘远仿班固《汉书·古今人表》体例,近承“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时风,以上、中、下三品评论横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众多五言诗人。在形式结构上有削足适履之嫌;“一一指名坐实,似为孽子亡人认本生父母”①的观澜索源方法也难惬人意,故评论者有“不免附会”②“固哉高叟”③之讥。但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他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今天也还有充分的价值。”④“托诗以怨”是其中一颗最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