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与元初教育

耶律楚材(公元1190年——公元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人,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因他家曾住在北京玉泉山一带,故又称“玉泉居士”。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耶律楚材生于当时的中都燕京(即今北京)的一个皇族家庭,其父耶律履(《金史》作“移刺履”)在金朝为官,很受金世宗的宠任,官至尚书右丞。耶律履为人博学多艺,善属文,通晓诗词,精历、算、书、绘等事,于历史尤长,在金章宗时(公元1190年——公元1208年),曾参加修撰《辽史》。由于耶律履和他的妻子杨氏教子有方,所以他的三个儿子辨才、善材、楚材都是金元之际的博学多才之士,在这样的家庭     

元好问与元初文坛

元好问是金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多有反映.金亡之后,他力以斯文为己任,起衰救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致书耶律楚材,保护众多文人学士;二是著述存史,传承文脉.元好问为元初文坛的建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从忽必烈对儒人儒学的态度看元初杂剧中的士人形象

忽必烈时代是元杂剧成熟并繁盛的时期.忽必烈对儒人、儒学态度的双重性,对元初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进而决定了他们笔下士人形象显著的时代特征,即强烈的功名愿望和难以摆脱的困窘命运.     

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

左翼文学思潮是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性选择和矛盾的具体反映,而它的发生和发展,又与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地域文化”和革命进程的历史地图有要其密切的联系。论文试图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探讨曾经被过去文学史研究中忽视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打开学术研究的空间。     

文学思潮与儿童文学创作

在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的文学思潮总是广泛地影响着作家们对儿童文学的看法,也就影响了他们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时将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将运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简言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儿童文学创作实践总是与一定的文学思潮、文学观点相联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反映对象和接受对象的特殊性,它对于一定的文学思潮所传播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反映式,也不是直接的反应式,而是从“为儿童”的创作目的出发,接纳其文学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创作方法的运用也不以某一种为限制。如叶圣陶,是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却首先为中国的童话创作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他在幻想的童     

民间儒学与官方儒学

大体说来,传统儒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野的民间形态,另一种是在朝的官方形态,这两种形态的儒学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是,重视人和人际关系,强调社会道德秩序;其差异性是,民间儒学主要存在于社会转型期,官方儒学存在于非转型期。弄清儒学的这两种不同形态,对于认识当下儒学的地位和作用,不无借鉴意义。     

元初滇池流域水利建设与边疆治理

滇池流域是长江上游水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地理节点,自古以来是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门户。元初首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的赛典赤·瞻思丁在主政云南的6年中,主持修建了滇池流域系统性水利工程,这不仅是滇池流域系统性水利工程的肇始,也是当时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水利之首,奠定了滇池流域随后600余年的水利格局,对边疆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形成了兴修水利——治理环境——发展农业——稳定社会——支撑驻军——稳固疆域,最终实现边疆安定发展的事实上的逻辑。传统史学往往将水利作为屯田和农业发展的一种辅助手段,忽略了水利肇始的社会背景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水利在历史上是一种主导因素,通过水利来实现边疆治理也是一种重要的逻辑。本研究对边疆治理与水利建设的历史互动进行梳理,同时考察滇池流域水利建设的逻辑关系以及水利建设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影响,从边疆治理的角度来认识元朝初年滇池流域的水利建设。     

江淹才尽与永明新变文学思潮

南朝时期文学追求新变的思潮很盛，永明体诗歌便是这股风气影响下的重要产物。而江淹的文学思想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他对前人借鉴较多，对永明体诗人缺乏认同，江淹才尽便是永明文学思潮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后的结果。     

创作方法与文学思潮不容混淆

在苏联和我国现当代文艺学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概念范畴──创作方法,而且普遍存在着创作方法与文学思潮混淆的现象。由此派生出许多奇谈怪论,如说什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在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指导下产生的”、“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形成于18-19世纪之交”;大讲什么创作方法的阶级性、世界观决定创作方法等。这种混淆和混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胡风、秦兆阳、邵基质主要就是在创作方法上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使蒙冤多年。因此,本文试图对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的涵义以及二者的关系予以辨析。     

解冻文学思潮与伤痕文学思潮比较——谈中苏文学差异问题

苏联的＂解冻文学＂与我国的＂伤痕文学＂都是在相近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就具备了很高的比较价值。在对两者的形式与内容的比较后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与苏联文学在审美意义上的差异,以此来指导现代小说的创作,为以后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     

河北汉人世侯与元初文学

河北地区的汉人世侯藁城董氏、真定史氏与顺天张氏,在元初保护并征辟了大量金源文士,并与这些文士进行诗歌赠答活动,他们自身也创作有诗词与元曲。作为文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河北汉人世侯延续了金元文学的传承发展,为元初文学作出重要贡献。不同于以往的文人集团,汉人世侯文人群体的作为反映了金元易代这一特殊时期文人的内心世界。     

百泉书院与元初理学的实践

百泉书院是元初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战乱频繁的宋元之际,百泉书院以复兴中原文化为己任,致力于理学的践行,积极用世,践履于时,促使元政府确立了汉化政策、重农政策,开创了理学风行全国的局面,并促使理学成为官学,为元初中原文化的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学流派与文学思潮——评波斯彼洛夫的文学思潮观

波斯彼洛夫超越了类型论思潮观,准确地把握了文学思潮的历史性、群体性特征,但他以"共同纲领流派创作论"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偏颇的性质定位,仅把文学思潮视为流派的集团创作,既混淆了观念与实践的区别,又抹煞了文学思潮在理论、批评、接受等层面的存在,还以17世纪古典主义为绝对化的文学思潮理想模式,扼杀了文学思潮在不同历史时空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形态丰富性。这种流派思潮等同论的文学思潮观有违文学史事实,乃文学研究"泛思潮化"现象主要根源之一。     

元初诗人郝经诗歌论

生当宋金元战乱之时的郝经，是蒙元北方籍本土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由于受元好问与杜甫诗歌的双重影响，使得郝经的诗歌大都具有“诗史”的特质，而在元初诗坛上独树一帜。郝经诗歌的“诗史”特质，主要表现在对“宋金灭亡的历史回首”、“宣抚江淮的真实记录”、“仪真馆中对现实的反思”三个方面。回首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往鉴今，古为今用；而直面社会现实，则反映了郝经以关注国计民生为己任的一种高度社会责任感。写于特定环境下的《和陶诗》二卷，因为是郝经在仪真馆中对人生对现实进行总结与反思的一份硕果，故可与杜甫晚年写于夔州的某些诗作并读。     

元初诗人戴表元的诗歌创作

戴表元堪称元初的诗歌大家。戴表元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宋末元初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自己的生存状态；山水田园诗作数量多，它们表现了作者对农耕生活、乡村景物的热爱，富有生活气息，在我国自然诗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诗歌艺术上富有激情，采用了寓言和象征手法，七言古诗句式灵活多变，诗味浓烈。     

元初孔子被贬与倪镗的遭遇

学术界以至社会各界有一种传统的印象,认为孔子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直至“五四”运动,一直是“走运”的,而且愈抬愈高。其实不然,他也有不“走运”的时候。据《同治贵溪县志》与《同治安仁县志》所载,元初,有倪镗者,当忽必烈听从僧人八思马之言贬孔子为中贤时,曾上“逆鳞疏”,为孔子辩护、争崇,险遭杀害,罢官归里。《元史》中虽然未明载此事,然而却明确记载对孔子的尊崇是始于成宗铁木耳。据《元史·祭祀志》载:“成宗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秋,庙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元史·成宗纪》则载: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春正月     

元初“邢州大治”

蒙金时期的战争破坏、驿站骚扰,再加上达鲁花赤的不善治理,华北地区陷入混乱局面,邢州表现最为突出。受地方士人的请求,忽必烈试治于邢。尽管有过一定的蒙汉官员冲突,最后经过蒙古汗廷、地方官员和士人各方努力,取得＂邢州大治＂的效果。这项新政是元初政治的重要成就,具有深远的影响。     

性灵文学思潮简述

性灵文学萌发于南朝佛教兴盛之际,载道文学见证了其逐步发展的历程.性灵文学从最初的与载道文学结伴而行中饱受压制,到并驾齐驱中有所收敛,再到守得云开见月明,不受任何羁绊,最后终于在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指引下,赋予了新的内涵,走向了新的时代.     

元初诗文名家庐陵刘诜

庐陵刘诜是元初很有成就的诗文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是元代一流的赋作家,也是中国赋史上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他的散文创作有大家气象,诗歌则有多种风格。他的诗文理论有很高价值,关于学古与创新的理论富有辨证思维,对元中期诗文弊病的批评切中要害。他有如此多方面的成就,不应被文学史所遗忘。     

香港文学思潮浅论

文章认为在考察香港文学思潮的整体发展时，从都市文化、身份认知等关键词视角切入，将提供一种结合香港具体文化语境细态分析的、异于传统思潮研究的新思路，有助于把握香港文学发展的内在指向与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