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解释经典的方法论反思

朱熹解释经典的过程有着自己的解释逻辑,从"探寻文本本义"到"体验圣人之心",最终实现"通经以明理"的目的,这是朱熹的解经逻辑。通过意义的局限性与开放性、理解偏见的合理性等解释学视角来审视这一逻辑,对理解朱熹的解经过程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太极”与“心极”——心学对《太极图说》的解读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文字简练,含义丰富,致使后人对其理解产生了许多歧义,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朱熹与王阳明之间的对立。朱熹的解释立足于一种主、客对立的知识性的思维方式,易于为人所接受。而与朱熹思路完全相异的王阳明心学,则给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阳明心学立足于心物不二、内外合一的哲学观,把周敦颐的"太极"直接解释为"心极",认为《太极图》所描述的宇宙衍生的方式,就是指万物在人的心灵中的显现。无极而太极,太极又复归于无极,是一个创造与消化的生生不息的永远循环的过程。心学的解释超越主、客对立的哲学思想,对全面理解《太极图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郑声淫“——回到朱熹的时代去

"郑卫之音"被指斥为"亡国之音",南宋朱熹变本加厉地将其中的情诗斥为"淫诗"或"淫奔之诗",将其中的女子斥为"淫女"或"淫妇",使人对郑诗有了成见.本文从原作入手,参以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对<郑风>和朱熹的思辩精神及理学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解释了朱熹"郑声之淫"的具体指向和产生这一观点的根源.这对我们正确地理解<郑诗>和朱熹的诗论必然会有所帮助.     

朱熹的知识论诠释学和陆九渊的实践论诠释学

朱熹理学把理解的目标规定为"穷理",而"格物"和"读书"这两种外求的方式,"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理解方法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知先行后"说更是把理解限定在知识论范围.朱熹理解理论的视野是属于知识论诠释学的;陆九渊心学则转向了"发明本心"以"穷理"的思路,内求成为"明理"的关键,"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的理解方法成为达成"明理"这一理解目标的重要保证,"知行合一"说凸显了理解中的实践智慧.陆九渊意义上的"明理"具有了实践论的意味,其理解理论的视野是实践论诠释学的.     

试论朱熹对《中庸》的“发现”与“重构”

朱熹对《中庸》的创造性解释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坚持以“平常”、“合理性”解“中庸”，摒除了宋代禅学影响所造成的儒学的神秘化倾向，承诺了儒学的可理解性；其二，对《中庸》全文篇章结构的确定，使之具备经典所必备的文脉理路；其三，以“理”解经，对全文作出理学式的清理。     

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存在着一个历史的逻辑演进过程。1844年之后,曾经在"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使用的市民社会范畴,日益被归约为"物质生产关系"。从逻辑的角度看,马克思的这一"变化"是对市民社会理解的"深化"。"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基于外延上的描述性理解,属于外延定义;"物质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基于内涵上的分析性理解,属于内涵定义。从外延描述到内涵分析,是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的逻辑演进理路,充分体现了逻辑学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     

朱熹的天命观探微

传统儒学在其演变过程中一直延续着丰富的天命观思想。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作为宋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天命观思想为传统儒学思想作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为:他重新梳理了天命观的本体基础,理清了天、理、气与命的互相关系;在此基础上,他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理之命"与"气之命"的不同分类与它们不同的作用,从而使儒家天命观的本体思想更精细,内容体系更系统,解释力量更强大。对朱熹天命观思想的探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朱熹思想的超越力、生命力与创新力。     

关于语言处理互动模型的一个假设——"期待"

本文首先对现时解释句子理解过程中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模型——语言处理互动模型(interactive model of language processing)进行介绍,指出这个互动模型在解释句子理解过程中的不完善之处,然后从Crice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的启示出发,提出"期待"这一概念,并假设"期待"的互动在句子理解中的作用,以期对这一模型进行一点补充.     

“格物”初探——浅析《大学或问》与《大学问》中的“格物”义

"格物"还是"格心",可以说是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分歧的核心。朱熹解释"格"之义的弊端,在于几乎否定了认识主体面对感知对象之后的主动挑选过程,王阳明则对"格"的意义进行了扩充。朱熹将"格物"之"物"视为"事",而"格心""正物"在阳明心学之中是一组近似的概念,都表达着对主体意向行为的自律调整。在符号学看来,"格物穷理"虽然对应了符号接收过程的开始,却可能在中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在王阳明的心学中,"格物"内在包含了"正心诚意"两种有区别的符号化过程,两者共同构成了意义生成的"格物"双向过程。     

“建构”还是“接受”,这是一个问题

正谢澹老师《兰亭集序》一课的教学设计,立意高远,逻辑相当清晰:学生学习本文存在着文字、文章、文学理解这三大难点,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帮助者,要为学生提供"教学支架"。其课例写作,也自有特色,思路十分明晰:她所说的"教学支架",与学界对其的主流解释不尽一致,需要解释;她所说的"教学支架",有其独特的意义,而这独特意义正是作者最愿意与同行分享的,更需要解释。所以,《兰亭集序》一课教学的描述比较概略,而解释则相对详尽,因而这个课     

人工智能算法的生物学视角:从进化论到遗传算法的课堂实践

"人工智能+基于心智的生物学"课程的总体设计是从生物学视角来解释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包括从生物学看终极算法、从计算机科学看认知神经科学、仿生人工智能、心智社会四大模块。"从进化论到遗传算法"是"从生物学看终极算法"模块的第3课时,该课时教学通过多足行走器等可视化算法内容培养学生对遗传算法的兴趣,通过类比达尔文的进化论使学生理解遗传算法的架构和逻辑、培养他们的跨学科思维能力,通过让学生模拟遗传算法的表演和上机实践过程进一步加深他们对遗传算法概念的理解、培养他们的信息意识和计算思维等。     

基于形式语言学的“别以为……就……”分析

基于形式语义学、语用学理论从底层的逻辑语义开始,分析"别以为……就……"的逻辑语义结构进而归纳其语言化意义,这一意义是以底层的逻辑语义为基础在表达层面被激活的,是逻辑语义和语言化共同促动的结果。文章还用形式化手段描写了该结构式的语义生成规则,结合话语意义的建构及形式语用学理论提出"别以为……就……"语义的逻辑识解及深度关联假设,并建立了语义理解的缺省逻辑方案。     

也论刑法中的“公共安全”

《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如何理解该含义,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正确适用意义重大。通过从"公共安全"到"不特定多数人",再到"不特定"的渐缩逻辑顺序,对"公共安全"的实质内涵和范围界定做出合理解释。     

“经之至者道也”—戴震通经求道的权威主义策略及现实关怀

戴震清醒意识到经书传达道这一逻辑预设,将五经四书作为平息争论的权威依据,故而采取了专力于客观性解经的策略。因此方东树提醒经书与"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不同时,并未把握到戴学自身的脉络。但戴震并非没有体认求道的进路,因为前理解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对世界的理解两大部分,其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归宿。这是戴震有时将典章制度列为解经的前提条件,而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二文中却作为经书唯一所指的根本原因。当典章制度作为经书唯一所指时,戴震可谓比宋明理学家更为激进的体认主义者。     

论教学观的认知转向

杜威从逻辑的角度对思维活动做出了"数据—归纳—演绎—证实"的解释。利用当代语言学中形式学习理论可以对教学或学习过程做出一种认知解释,经验探究的学习过程是主体(学习者)从外界获取信息(数据)、加工信息(做出假设并根据假设进行推理)、确认信息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解释的逻辑基础是当代动态认知逻辑。根据认知解释,可以对教学展开语言学、心理学、博弈论、信息科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     

语境策略在英语口语交际中的应用

语境对意义在各个层面上都起着解释和制约作用.口语交际是一个传达和理解意义的过程,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利用语境因素进行从上而下(语境-语用能力-选择定向-意义的理解)的整体把握,进而理解话语意义"的过程.本文运用语用学原理,阐述语境策略在口语交际中的若干应用.     

王阳明论“格物致知”

王阳明在矫正"朱学"流弊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心学"体系。"格物致知"说是他批判和清算"朱学"流弊的主要切入点。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释成"致良知"的功夫,并重新诠释"格物"之义和重新整合"格物"与"致知"、"诚意"、"正心"之间的关系。从形式上看,这些都是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反动和否定,但是实质上却是对朱熹说的补充和完善。     

朱熹格物学说的倾向和矛盾

朱熹的格物说是宋明理学话语系统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较大。朱熹对于《大学》里发源的格物学说的诠释，倾向于知性的理路，即在知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格物学说。然而，作为儒学者，朱熹的哲学归宿又是价值性的，因此，朱熹对于格物的知性解释与其价值优先的根本哲学立场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紧张，这使得朱熹的格物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知识与价值的纠缠之中。     

《大学》主旨新解

学者解释《大学》,向来采用朱熹之说,认为《大学》是一篇教育学论文。实际上,《大学》通篇讲的是君王治国之道,此论可从四方面得以证实:其一,唐儒陆德明、孔颖达已发现《大学》主旨在于为政、治国;其二,从训诂学层面审视,朱熹之论不合《大学》文义;其三,《大学》所征引的文献均凸显君王治国之道这一主旨;其四,《大学》的内在逻辑—先后阐发了治国之前提与治国之方法。     

朱熹与黑格尔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黑格尔的哲学在东方与西方很具有代表性。他们对哲学的思考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从哲学的本体探索来看,朱熹的理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是世界的本源,但朱熹的理是先天完备无缺的精神,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着的精神;从哲学的逻辑构架来看,朱熹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逻辑构架都是圆圈式的,前者是从理到理,后者是从绝对理念到绝对理念;从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来看,朱熹和黑格尔哲学体系都存在着两种内在的矛盾,这是他们本人无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