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色旅游历史的考察

红色旅游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正式提出的，但红色旅游这种形式却早就存在，并且经过了不同阶段的发展，从最初的以政治接待为目的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历史的基因和政治的选择--"样板戏"和"样板戏现象"剖析(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风靡一时的“样板戏”是寄托文革“乌托邦”文艺理想的一种特殊的文艺样式,是文革中被国家文化机构一手扶植起来的一批“样板”文艺作品。这批作品虽然出现在文革时期,但它与17年期间的现代戏剧改革运动有直接的联系,是“戏改”中产生的一批现代戏被修改加工而来的产物。“样板戏”与未被改编的现代戏相比仅仅是理念化、政治化的程度不同,其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属性的本质相同。     

论“样板戏”及其文化内涵

样板戏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因为在它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种种艺术、非艺术因素的纠葛、缠绕,使其面目显得扑朔迷离,头绪难清。确实,比起中国现存的任何一类艺术形式,样板戏承载太多的东西。文章从艺术形式入手,梳理其艺术与非艺术的文化内涵,以期能对这种艺术形式有一个更加相对客观、清晰的认识与理解。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代表的政治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德治”思想，其中的不少精华之论可以为我们今天的“以德治国”提供资鉴。如治国以“德主刑辅”，治民以教化为先；君主百官为民表率，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严以治民，培育良好的政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因而为政必须为民、爱民、养民、富民、教民，使之“有耻且格”，培育淳厚民风；个人道德修养，着重自律，通过“内省”、“慎独”、“ 苦心”、“劳志”，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但也注重舆论监督，形成人人奋发自力的社会氛围。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尽管不乏可取之处，但它的浸透的封建意识和唯心主义的糟粕，亦须认真加以辨别和批判。     

“文革”的历史叙述－论“样板戏”的文学剧本

本从两个方面论述“样板戏”。一方面从社会化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锲入，梳理“样板戏”的形成过程，以说明一体化的社会化机制导致某种类型的艺作品成为霸权话语的“样板”，进而垄断化领域的化现象；同时，还从一体化的化体制与体制化的知识分子关系上，反思体制化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原理，将七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样板戏”分为三种类型--拯救型、成长型和殉道型；并从主要角色与情节功能的具体分析中寻找类型形式与意义的关联，以辨析主流意识形态与学艺术的互动关系。     

对革命“样板戏”的再认识

十年＂文革＂是精神家园的荒原,主流文学更是没有在文学的长廊中留下禁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名噪一时的＂样板戏＂因为特定的政治环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太多苦难的回忆让人们特别是经过那段岁月的人们不愿意再触碰那个时代的任何东西,更谈不上给予客观的评价。对待历史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态度,尤其是这历史镌刻着耻辱,需要更多的勇气。     

“样板戏”的领袖崇拜

“文革”的领袖崇拜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自身绝对权威的想象性再现,这体现在领袖与群众之间相互神圣化的互动关系之中。“样板戏”作为宣扬领袖崇拜的重要的艺术载体,它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样板戏”对领袖的神化与民众崇圣心理互为依托;“样板戏”的英雄崇拜与对领袖的极度崇敬彼此勾连;“样板戏”的剧场演出与剧场观看中的偶像崇拜互相呼应。     

也谈“样板戏”的女性革命神话——“样板戏”女性群像成因探究

＂样板戏＂作为＂文革＂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文艺产物,产生距今已四十余年。＂样板戏＂的突出特征是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女性英雄形象。从历史角度看＂,样板戏＂女性形象数量众多出于江青的政治野心;从政治角度看,女性群象的出现成为了响应政府＂男女平等＂号召的工具;从社会角度看,主流媒介＂炮轰式＂的报道是导致＂样板戏＂女性群像形成的重要原因;从文化角度看,＂样板戏＂中女性众多是文艺创作受官方文学话语＂钳制＂的后果。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概念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过程中,比较频繁地使用了“信仰”概念.在不同时期和特定语境下,这一概念有不同含义和用法.大体说来主要有一般与特殊两类用法.当其在一般性含义上使用时,是一个综合性抽象概念,并无特定所指.多数情况下则是在特殊意义上具体地使用这一概念,有时指宗教信仰,有时指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威信,有时指社会政治信仰.这一...     

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考察

美国科学及思想史作家巴姆(R．F、Baum)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88年出版了《现代性的导师：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一书,对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讨论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对这位人类思想史上的巨人及其理论的历史考察,指出了进化论所存在的严重缺陷。本文将介绍和讨论该书第一部分”达尔文主义”的内容,通过分析达尔文本人的思想和达尔文主义在现代的发展,揭示这个理论在生物学和社会政治等多个领域中产生的影响。     

小提琴艺术与戏曲融合的历史回顾

小提琴传入中国近200年间,对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小提琴艺术与戏曲艺术相融合的道路艰难曲折,也曾饱受争议。通过一代代艺术家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创作出不少成功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传统戏曲的沃土中吸收营养,融合借鉴了不少曲调、唱腔和技法,既发挥了小提琴音质、音色和技法等方面的特质,又更好地表现出乐曲所包涵的中华民族的独特韵味、气质和风格。通过分析小提琴与戏曲艺术间交流融合的历史脉络,也对在这条道路上奋力探索的一代代艺术家和他们的小提琴作品做了总结和归纳。     

"样板戏":历史、现象及其意义

人们对“样板戏”的接受和评价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由政治意识到艺术本体的转变过程。“样板戏”作为中国文艺的一个个案,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艺由依附政治到依附商业的转向,具有典型的意义。     

衡州花鼓戏的历史沿革

衡州花鼓戏是湖南省湘南地区的民间小戏剧种,迄今已有200余年的发展历史。它与灯会、采茶、傩舞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衡州花鼓戏不仅在省内湘南地区流行还流布于外省的赣西部分地区,也曾流布于粤北的韶关、乐昌、坪石。从1950年至1980年,衡州花鼓戏各剧团共创作、改编并正式演出的剧目有257出,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满足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需求。     

我国庐剧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安徽的地方戏,庐剧深受当地百姓热爱,亦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通过梳理学术界对庐剧研究的成果,从庐剧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艺术特色、庐剧流派、庐剧与民俗的关系、传承与保护等层面对庐剧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在其基础上对庐剧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庐剧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存在诸如整体性研究不足、理论性研究不够、待研究的领域较多等等问题。     

我国现代教育家的历史出场特点和当代出场机遇分析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真正教育家的历史缺场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教育现实。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发展来看,教育家的历史出场特点可以总结为教育情怀、哲学思想、勤勉实践和独特贡献四个方面的共性。当前,“准教育家”们必须牢牢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之时代要求下,在追求中国教育梦的实践活动中续写教育家不断涌现的辉煌群谱。     

论湖南花鼓戏班社发展的历史轨迹

湖南花鼓戏的班社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草台班时期,形成于清代嘉庆年间;半台班时期,活跃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专业剧团时期,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     

《晋祠志》演剧史料研究

乡绅刘大鹏的遗著《晋祠志》是研究晋祠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记载的戏曲史料是考察晋祠戏曲活动的珍贵资料。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记载了晋祠祭赛与演剧活动,这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也可以得以印证;在长期的演剧过程中,晋祠祭赛演剧形成了摊派费用、置办田产、村社轮流多种筹费形式以保障演剧的可持续发展;刘大鹏本人只肯定戏曲的警世劝惩功能,对戏曲含有鄙夷之情,但又喜爱戏曲,陶醉于戏曲的声乐之乐中,戏曲观念相对比较保守。     

安徽黄梅戏场域的历史变迁与审美特质

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从历时、系统关系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安徽黄梅戏发展环境,考察影响其发展的社会因素,剖析当代安徽黄梅戏场域结构变迁和不同黄梅戏场域的生产、消费惯习。当代安徽黄梅戏发展主要集中在以各级黄梅戏专业剧团为生产主体的黄梅戏场域,它深受传统场域影响并引发长达数十年的黄梅戏改革。黄梅戏改革能否推动黄梅戏繁荣主要取决于它是否顺应黄梅戏自身审美特质。     

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

京剧＂史记戏＂取材于《史记》,但由于戏曲和史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改编的过程中,＂史记戏＂对《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写,包括题材的选取和主旨的改写,人物形象的改写和情节的改写等,有得有失。     

试论清代戏曲《千忠录》的历史书写

李玉《千忠录》演述建文帝逊国事,是清初著名的历史剧。《千忠录》的历史书写具有特色,它在采录史传的同时,也进行了增饰和虚构,所以它的历史叙事呈现出“虚实相生”的特点。在建构历史人物时,《千忠录》并未完全化用史传形象,而是融入了作者的思想,创造出高于历史的艺术典型。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千忠录》浸润着“寓言性”,一是“厚人伦,美教化”的旨归,二是个人命运与遗民情结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