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与治国 董仲舒身心修炼的功夫论

引言 迄今为止,相对于先秦、宋明以及现代,汉代儒学的研究未免薄弱,长期以来似乎缺乏应有的推进。以汉代儒学最为重要的人物董仲舒而言,虽然既有若干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也有相关的学术会议召开,但董仲舒思想中内在具有的一些方面,比如身心修炼的功夫理论,     

論胡這對科學的認識舆態度

胡适与科学的关系是颇为奇特的。作为思想界领袖,他大力推崇科学,宣扬科学,尊之为中国所必须学习的西方文明核心;在他笔下,科学的重要性可说无以复加。但实际上,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字、日记、书信中,我们却找不到多少科学家的名字,或者科学发明、科学理论的具体介绍和讨论。     

論胡這對科學的認識舆態度

胡這舆科學的關係是頗爲奇特的.作爲思想界領袖,他大力推崇科學,宣揚科學,專之爲中國所必須學留的西方文明核心;在他筆下,科學的重要性可説無以復加.但實際上,在他浩如烟海的文字、日記、書信中,我們却找不到多少科學家的名字,或者科學發明、科學理論的具體介紹和討論.無怪在許多人心目中,胡適是白話文運動先鋒,自由主義大將,抗戰中爲中國争得美國朝野支持的功臣,但在引進、推動科學方面,則無甚貢獻①.但這種印象是否准確?這樣的評價又是否有"厚誣賢者"之嫌?胡這一生講究證據,講求實事求是,我們倘若對於他崇揚科學的那些書論認真看待(而我們的確有理由對之認真看待),那麽將他的科學觀念、科學認識略加梳理,以了解上述現象,和它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當是有需要的.     

南詔國的治國之道

公元618年,中华大地进入李氏唐朝时代,"安史之乱"后渐趋衰败,于公元907年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大唐刚立国的第一年,就释放因反叛而遭前代隋朝镇压并"没为奴"的爨氏,开始经略云南地区.     

南詔國的治國之道

公元618年,中华大地进入李氏唐朝时代,"安史之乱"后渐趋衰败,于公元907年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大唐刚立国的第一年,就释放因反叛而遭前代隋朝镇压并"没为奴"的爨氏,开始经略云南地区。在唐朝的经略及云南地方势力的图存图强较量中,"唐封首领大将军建宁国王张乐进求",因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梁建方击松外蛮、下其部落七十二所,遣使往西洱河(《旧唐书·本纪》、《唐会要·卷九八·昆弥国》     

論國民黨的社會改良主義

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和許多志士仁人為"振興中華"而創建的革命的、愛國的政黨,蔣介石、張静江、戴季陶等一大批人也曾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獻身於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為什么後來其中的部分人成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的對象?簡單的"投機"說或"叛變"說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根據史實,科學分析,理清事件、人物的發展、變化邏輯,找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論《群書治要》的以史爲鑒:兼論《治要》的"通史"意識

唐代初年,文治武功皆盛,唐太宗命魏徵等人編撰《群書治要》五十卷,務爲治國要道.成書以後,漸有佚失,《宋史·藝文志》以後即不復載録.《治要》在唐代晚年已傳至日本,最少有四位日本平安時代的天皇曾經誦讀此書,故此書在日本得以保存,并於清嘉慶年間回傳中國.《群書治要》所引典籍,包括經、史、子三部共65種.卷一至卷十爲經部,卷十...     

論"汝語"——一位亡國之君的譫詩——對《世說新語》"爾汝歌"的還原闡釋

公元二八○年(太康元年)三月,當晋朝的大軍攻占石頭城,當金陵的王氣黯然而收,當晋武帝司馬炎(公元265-290年在位)實現其總齊八荒、一統江山的夢想的時候,他應該是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的;而面對他的階下囚孫皓(公元264- 280年在位)——一個荒唐、殘暴的亡國之君,他自然也是憑高視下、無所顧忌的。我們看《世說新語·排調》第五條的記述:     

輪王治國思想與大乘佛教在中國的確立 以偃師水泉石窟和北響堂“高洋三窟”爲例

輪王治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教慈悲思想和貴霜王朝政治實踐的相互結合,其在中土傳統王權觀之外提供了另一種政權合法性來源。自後趙始,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獲得胡族政權的認同,成爲胡族政權實現"君臨諸夏"的意識形態工具;自北凉始,石窟成爲輪王治國思想最好的表法載體。水泉石窟主尊的"兩佛并立"模式和胡靈太后的佛教政治理想相關聯,北響堂"高陽三窟"的輪王坐姿正是大乘佛教慈悲思想的表法符號,也和北齊文宣帝的佛教治國方案密切相關。遵循"從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的思想史研究路徑,本文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小乘佛經是同時傳譯的,大乘思想如何在中國中古早期獲得傳播并扎根,最終成爲中國文化的要素,參與建構和定義了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