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日本现今文化是在广泛地、长期地吸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日本文化的各领域无不渗透中国文化的痕迹.在历史上,中国文化甚至在日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汉籍的东传是影响日本文化的基础.     

中日文化交流中东传汉籍的西归

作者研究了我国自五代以来,中经宋、元、明、清各朝,直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漫长历史中的汉籍东传西归问题;揭示了通过朝野渠道,我国古代典籍东传对于日本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汉籍西归又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所产生的良好影响的历史事实;论述了汉籍的东传与西归,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及其深远意义。     

论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

在悠久的中日关系史上，汉籍的交流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弥补了因人员交流受到限制而导致的遗憾，因而就汉籍东传日本及其回流（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赴日访查引进汉籍）的历史和日本收藏汉籍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与研究，对于深化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开展国际汉籍研究领域的合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籍小说在当代的译介（1950—1978）

本文以1950年至1978年中国内地的汉籍小说的英译为考察对象,描述这一时期中国内地汉籍小说英译选材的特点,并探讨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影响汉籍小说英译的翻译选材。     

文化外交精神与汉籍外译

汉籍外译在本质上从属于文化外交,从文化外交的角度考察汉籍外译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我们以文化外交精神为切入点论证了国人从事汉籍外译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强调了汉籍外译的文化情报价值,并探讨了与文化外交相适应的翻译策略——流畅与突显。     

清代广东与日本船舶贸易中的汉籍交流初探

广东作为沿海大省,港口商贸发达,船舶制造较为先进。清代广东与日本的港口商贸活动频繁,带动了汉籍交流。虽然日本明治维新后,西学盛行,汉学衰落,汉籍受到空前冷落,但港口船舶贸易中,书具、文籍不少,单就广东地方志而言,一年中有多达十二部传入日本。商贸来往也使近代广东的经济、生活、教育等被载入日本商人的游记中,成为重要的研究史料。另外,清代诗歌作为明治汉诗人崇尚与学习的对象,也对汉籍传播带来影响。     

书院文化在日本的初传与演绎

站在广义的书院文化这一视角,审视书院文化在古代日本的传承与演绎,一可以梳理出作为官立的大学寮;二可以提示出作为私立的大学曹司。日本不仅承袭了中国的汉字文化、科举文化、儒学文化,更承袭了来自中国的书院文化。不过,在经历了大学寮的“消逝”之后,日本教育逐渐呈现一种“本土化”的转向,也就是以“往来物”“有职故实”为教育内容,标志着日本书院文化的转型,亦为后来江户时代“书院文化”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郁达夫对战时日本文化的批判

郁达夫于战时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郁达夫认为日本文化是对中国文化的“抄袭”,缺乏创造性。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步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其文化也走向倒退。作家堕落,作品内容趋于反动,文化生活十分空虚;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侵略。使日本成为毁灭人类文化的敌人。然而中国文化有五千年历史,隋唐之时曾“开发倭夷”;将来“建设东亚新文化”,责任也还在“我们的肩上”。     

江户时代“日本优越论”的缘起及其局限

在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国学派的思想家先后从“日本皇统”“日本文化”等层面论证了日本对于中国的优越性,形成了独具特性的“日本优越论”。考察东亚史,这一优越论的形成,既有元日战争、明清鼎革之事的影响,又与江户学者对中国思想的认同、接受、质疑和批判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日本优越论”的深入发展,国学派学者以“日本文化为中心”的优越论取向,却把“日本优越论”引向了对外扩张之路,凸显出这一思想的局限性。     

从社会科试卷的内容与形式看日本公民教育的实效

日本与中国都是东方国家,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孔教文化圈。早在隋朝,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动积极态度,先后四次派使团人隋（遣隋使）,直接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唐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之传统,遣使入唐,吸取唐朝文化。遣唐使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借用中国的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都模仿中国,为日本民族学习其他的文明奠定了基础。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接受“西洋”文化、     

传统文化视域下中日思维方式比较

中日文化体系的特征、伦理价值的取向和自然观念的认知等方面各有特点：中国文化的稳定性、封闭性与日本文化的流动性、实用性;中国“孝道至上”与日本“忠德优先”;中国的“天人合一”与日本的人、神、自然一体化。中日两国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在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只有理解异文化中的“异”,己文化中的“已”,才有利于我们对日本语的学习和跨文化的交流。     

日本传统"孝文化"漫谈

孝道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崇高的道德准则。中国人关于孝道的阐述在6、7世纪之间伴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理论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并且已在日本文化中深深扎了根,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本文拟通过中日孝文化的比较,来考察日本“孝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渊源。     

中国明代小说与日本浮世绘的界面研究

日本浮世绘艺术是日本江户时代最为流行的版画艺术,与中国明代晚期的版画刊行有密切的关系。江户时代汉籍的东传热潮为日本市井阶层接触中国通俗小说创造了条件,中国通俗小说的流行促使江户市井创造出日本风格的"浮世草子",浮世草子中大量木版插图借鉴了中国晚明戏曲小说刊本的插图,随着浮世绘的创始者菱川师宣对插图本的改进,出现了受中国春宫画影响的浮世绘艺术。     

"兰学"勃兴的原因初探

十七世纪中叶，日本为抵制基督教开始“闭关锁国”，一直到1853年才被迫开国。但其间日本并末对先进的西方科技闭目塞听，“兰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原因有：汉籍和荷兰书是西学传入的渠道；荷兰通辞和部分政府官员是西学的传播媒介；长崎是日本接纳西学的窗口；日本具有兰学研究的社会条件。     

重视古典文献学习推进域外汉籍研究——访南京大学中文系张伯伟教授

张伯伟,1959年1月生,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1982)、文学硕士(1984)、文学博士(1989)。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助教、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外国人研究员(1992),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特邀研究员(1997),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2000-2001),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003-2004)。张伯伟教授现任韩国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目前主要从事中国诗学和域外汉籍研究。张伯伟教授除了讲授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名著导读、国际汉学、中国文化史专题、古代文论专题和中国诗学研究等课程以外,还从事《中华大典·文学典·文学理论分典》、“韩国汉籍中的中国文学评论资料汇编”、“九至十八世纪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和“域外汉籍研究系列”的课题研究工作。曾先后获得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首届新星科学奖,江苏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学术研究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优秀古籍整理二等奖等20多个奖项。     

论抗战时期中共对日本文化侵略理论的批判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掩盖其侵略中国的本质,在文化上炮制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国文化“外铄”论等侵略理论。对此,以尹达、吕振羽和许立群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日本的文化侵略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从《宪法十七条》看儒教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宪法十七条》是日本最古的一部成文法。该宪法思想的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而以佛、道两家思想为辅,文句多取自汉籍,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各种思想对日本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本论文中,主要研究《宪法十七条》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大学日语教学中应导入的中国文化要素

研究表明,目前高校普遍采用的日语教材中,中国文化要素严重缺失.高校日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要素是必要的.本文基于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语言,从“价值观”、“语言行为”、“非语言行为”和“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等方面深入地探讨了日语教学中应导入的中国文化要素.     

中国儒学对日本文化思想的影响

从文化适应与文化冲突交叉的视角，透视了中国儒学对日本文化思想的影响：论述了日本文化对中国儒学的接受机制、选择形式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动态表现；说明了日本文化在接受中国儒学的过程中，对中国儒学的“接受／悖离”的二元现象；着重分析了日本诗学对中国儒家诗学从全盘引进到批判汲收的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