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籍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至抗战文艺运动,皖籍作家在每个历史的重要关口和转折阶段,提出一种文学口号和理论主张,并努力加以实践,显示了开一代文学之风的先锋精神,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皖籍作家在创作上的深入探索和对艺术个性的追求,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进程。皖籍作家的理论倡导和文学创作,连贯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３０年,若以时间的顺序排列起来,似可组合一部由“皖军”谱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与历史使命

五四新文化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显得特别耀眼。这一群体具有双重教育背景,历经辛亥革命、新文化启蒙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性格和群体特征。群体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内呼外应的二元格局,陈独秀是这一群体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启蒙与革命的历史责任构成了这一群体一身二任的双重使命。     

“五四”以来中国皖籍翻译家管窥

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着手,对从“五四”至今近一百年来的中国皖籍翻译家进行整体性考察,并就其中主要代表人物翻译的作品、译作的影响力和意义等方面进行梳理与分析。     

浙籍作家与“五四”乡土小说

从乡土小说理论倡导,乡土小说文本示范,乡土小说作家队伍三个方面,论述了浙籍文人在"五四"乡土小说成长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五四前后皖籍文人的聚结与分化

五四前后是皖籍文人在安徽历史文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阶段,在中国近现代文化与文学转型过程中扮演了引领与创造的角色。本文将在现代文化转型与＂现代性＂诉求的总体框架下,立足皖籍文人视角,进一步勾勒皖籍文人多元探索的图谱,同时,进一步挖掘他们遗留的精神资源与文化传统。     

明清文人篆刻艺术思潮流变及皖籍印人之贡献

分析文人参与篆刻实践并使篆刻成为独立艺术形式的直接原因,主要归结为元代印章材质的改变和篆刻理论的出现。考察明清文人篆刻艺术思潮,经历了从“印宗秦汉”到“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的嬗变,有力地推动了文人篆刻的发展,三者合力之下,最终使篆刻艺术在晚清达到历史的顶峰。探究皖籍印人在明清文人篆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贡献,表现在开宗立派、艺术思潮引领、承启发扬三个方面,其贡献也为近现代篆刻艺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皖籍文化世家及其家学传统的历史变迁

文化世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现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成受地理、传统、家族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分析皖籍文化世家基本特征,梳理部分代表性世家家学传统的历史变迁,总结文化世家传承规律。皖籍文化世家特征包括以血缘为纽带,时空聚集分布;以地主经济为基础,注重“官位”和“门第”;以教育为途径,以礼制为规束;类型复杂,行业分布广泛。大量皖籍文化世家起于学术影响,其学术影响与政治地位互相映照;“通”“变”贯穿于发展轨迹之中;家学传承中讲求经世致用。     

浙东作家建构“五四”新文学的话语姿态

作为开创“五四”新文学的主力军和奠基者,浙东现代作家群为新文学的话语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此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作为20世纪新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他们面临着文化语境变迁的困惑,中西文化的交臂、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都使他们在个体心理上表现为双重质素的对垒,表现在创作中传达了一种以启蒙为主导的双声话语。     

明清皖籍笔记体小说家创作风格分类

明代中叶至清末,作为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人性解放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领域内表现人的自然欲望与丰富感情、反映人的自我意识与个性创作的思潮兴盛一时,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创作思潮明显地背离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即强调文学的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内容,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从而使文学向人性指引的方向复归迈进了一大步。因此,明清两朝的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平民化倾向。安徽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自明代以后,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层次化、多元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明清两朝的安徽笔记体小说家在历代笔记体小说的创作风格影响下,先后创作了众多有影响的作品,形成了其自身各成体系的创作风格。     

"创作自由"与作协"四大"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因其高调提出的"创作自由"口号和会前会后的情况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史上的焦点之一。1984、1985年之交发生的"中国作协四大"与80年代其他一些焦点事件有密切的关系。"创作自由"口号的提出与"文革"后文坛普遍的反思有关,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大举登陆有关,也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而新时期初期文艺界领导层的分歧、各方力量角力的后果,使中国作协"四大"以少见的"激进"方式进行了一次重建文学规范的尝试。中国作协"四大"和"创作自由"口号的曲折历程正反映了80年代中国文学和体制之间的特殊关系。     

自传式思维的文学表现——论20世纪安徽女作家的创作

20世纪安徽女作家苏雪林、戴厚英、王英琦擅长自传式思维,作品具有明显的自叙传特征.苏雪林的<绿天>和<棘心>是婚姻美梦的编织和痛苦情感的表达,戴厚英的<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是超前的理性思考和真诚的自我表述,王英琦用<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记录痛苦的自我超越和求真悟道的全过程.她们的代表作品具有内倾性、直觉性和穿透性的特征,是自传式思维的文学表现.     

陈独秀的追随者：新文化运动中的高语罕

20世纪初,高语罕作为一位皖籍知识分子,积极追随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文章,在芜湖地区进行教育改革,向青年鼓吹革命,组织芜湖学生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对安徽地区新文化运动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后我国知识分子启蒙角色的转变

五四新文学作家以启蒙精神导师的姿态高声呐喊着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在汹涌的革命浪潮的裹挟下,他们逐渐丧失了社会启蒙主体的身份.他们不再是作为现代意识的启蒙者而存在.而是作为现代革命意识的被启蒙者而存在.这种社会身份的转换,看似急剧偶然,实则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     

五四时期女作家研究概论

本文以五四时期女作家冰心、凌叔华、陈衡哲、林徽因为主要研究对象,比较参照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庐隐等同期女作家,在前期大量阅读的基础上,以发展和比较的眼光就五四时期女作家的现代闺阁气质在创作整体风貌和现代性情韵方面的特色作综合论述。     

“五四”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简论

近代女权主义思潮的深远影响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促动 ,催生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并很快形成一个创作高峰期 ,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因其纯女性的视角和明显的反男权叙事而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 ,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最初的强有力的潮头。     

巴金逝世与“五四”的终结——关于“五四”与巴金的对谈

巴金逝世曾经被宣布为“五四”传统的“终结”,这样的思维逻辑恰恰表现出了我们与“五四”传统的深刻的隔膜。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今天,重新检讨巴金这样的“五四”老人的文学价值,恰恰是我们重新认识“五四”传统的最好的方式。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酝酿、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启超的社会改造学说促进了五四运动思想气候的形成；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粱启超领导的晚清文化革新的继续和发展；梁启超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因此可以说，梁启超对五四运动是有所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在主观上，梁启超并不想发动五四运动。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