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鹗词论之创见及浙派词学旨归

清代浙派词以“雅正”为词学旨归。其内涵包括：倡醇雅——反对淫语艳词，力求雅洁清新，脱去亵秽；贬伉直——主张婉曲含蓄，认为词之正宗风雅蕴藉，排斥苏、辛一派的豪放词；标骚雅——提倡寄兴托意，借香草美人寄寓家国身世之感。厉鹗是浙派词中期的领袖和巨匠，对“雅正”说加以补充和深化。其词论独特之处首先是明确揭示“雅正”的标准是“格高韵胜”，其次是将寄托的主旨由家国之恨转为内里情志，此外就是对词体的尊崇。     

周济寄托说与清代词学的成熟

周济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他既推尊词的意格,同时又充分注重词的词体特征,在词寄托说的基础上,他提出“词亦有史”的著名观点。周济词论虽滥觞于朱彝尊张惠言之说,却对之作了本质性的超越,周济之后诸词家虽对周氏之说有所增补,但总体说来并未超出周氏词论的逻辑框架,周济词论标志着清代词学的成熟。     

周济“寄托出入”说三论

周济词学思想承张惠言而来,在其“比兴寄托”说的基础上提出“寄托出入”说。此说不仅强调内容上的雅正立意,还追求艺术风格的浑化无痕。周济“寄托出入”说,是香草美人诗学理论在词学领域的延伸,既推尊词体,又深化了词体的功能,具有双重价值,同时也是清代词学诗学化的体现。     

从意象出发鉴赏诗歌

意象是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掌握了意象,鉴赏诗歌也就成功了一半。因此,我们可以从意象出发走上一条行之有效的诗歌鉴赏之路。一、意象的含义和认识。中国诗学一向重视“意”与“象”的关系,亦即“情”与“景”的关系。简单地说,意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诗人的抒情往往不是情感的直接流露,而是言在此意在彼,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这里的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完美结合,就是“意象”。一般来说,诗人多取大自然的景物借以寄…     

张炎词探微举隅

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张炎的四首词:《国香》(莺柳烟提)、《阮郎归》(细车骄马)、《水龙吟》(乱红飞已无多)、《解连环》(楚江空晚)。这四首词的字句,并不深奥,各家词选注本,亦多有选注。但其内涵,却说法不一,臆测而已。张炎论词,主张寄托,提倡所谓“得言外意”(《词源·离情》)。所以,他的词作,也多有寄托,而最多见者,是托物寄意,借物言志。张炎的这几首词都有寄托,都是为歌女沈梅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兼谈《诗经》的比兴合用

在传统的研究中,人们一般把《诗经》中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分成“赋”“比”“兴”三类,并把它们与《诗经》的三大组成部分“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简而言之,赋就是直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就是托物起兴。     

周济寄托理论中的“出入说”

周济寄托理论中的“出入说”周济既是清代常州词派继张惠言之后的重要作家，只是常州词派的理论中坚，他的词今存《味隽斋词》，又有《存审轩词》；他的词学理论主要体现在《词辨序》和《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虽涉及范围较广，但最有创造性的则是他的有关词的寄托理论。常...     

元遗山言情词初探

元遗山虽以诗鸣世，但词的成就亦很高，尤其是他的言情词。本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其言情词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一是深曲委婉，缠绵悱恻的相思离别之词；二是一些“缘事而发”、“即事名篇”，大胆讴歌纯洁爱情，深刻批判封建礼教的词；三是一些“言近旨远”、“寄慨遥深”之作；四是真挚动人的悼亡之作。词人以“亦雄浑，亦博大”的壮词为主，但也创作了如此之多的言情佳作，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词人对情的极度的推崇，词人的叛逆精神和当时的形势所迫。     

论常州词派理论之流变

常州词派的理论经过了一个开创、修正、完善的过程。常州词派开创者张惠言的词论将汉儒的比兴论引入词坛，带有明显的矫枉过正的色彩。尔后，其词学弟子董士锡、金应等人由于个人生活的坎坷，强调了词学创作自我实现和心理渲泄的功能，在陆机、钟嵘的理论中吸收营养，从另一个方面修正了张氏的比兴理论。周济在词学上受法于董士锡，但又称与张惠言、董士锡“各存岸略”，“或合或否，要其旨归，各有正鹄”。周济折中、完善了张、董词论，提出了“有寄托”与“无寄托”统一的主张，从而奠定了常州词派颇具特色的词学理论。     

姜夔《暗香》、《疏影》托意新证

《暗香》、《疏影》为词坛名作，其托意历来众说纷纭。其实，两词在咏梅的外表下寄托了作者情脉一贯的怀人之情：《暗香》为怀念合肥恋人之作，《疏影》则为词人向范成大索求小红的闪烁之词。按照这一思路，则历代对这两首词的疑惑与难解均可冰释。     

《诗经》中的比兴修辞

比兴手法是诗经六义之二，朱熹的《诗集传》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清代词学尊体与古代文学价值观

清代词学推尊词体。为此，清代词论家批评了明人词作疏于词律之弊，扫荡了明词的淫靡浮艳之风，纠正了自宋以来轻视词体的观念；同时，边破边立，从为词正名、为词探源、标榜比兴寄托、鼓吹“词亦有史”等几个方面确立词体的地位，扩充其社会意义。这样一来，清代词体的功能便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其根本动因就在于它对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的认同，清代词学尊体的实质也正在于斯。     

论吴世昌对近代词学的“清算”

吴世昌先生对近代词学进行了系统的“清算”,坚决反对张惠言开启的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对常州词派之外的刘熙载、王国维的词学观也进行了“清算”,但不是全盘否定。吴先生以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立场求真求美,重视词的原生态,强调词体“俚俗”之“本色”。他以求异思维论词,敢于质疑权威,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精神。     

文心似水——语文的水性结构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古人论文，喜用比喻。而在众多谈文的比喻中，以水为喻尤为常见，最著名的当推韩愈《答李翊书》中的论断：“水，气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在古代文论中虽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但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指学、识、才诸因素有机结合的“文心”，或曰知、情、意、思一体化的语文心智结构。韩愈以水喻气，当然是在以水喻文。     

联绵词的构成与音转试探

本文以部分所谓“联绵词”可以分言、合言、倒言的现象为依据，论证古汉语中的一些后人称为“联绵词”者，实际是合成词；这种合成词的两词素往往是同义或同源的；而它们一旦结合成词，固定下来，便具有了词无定形、音随义转的特征。由此推想，汉语的原始形态本是单音节的，并无多音节词，只是合成构词法出现较早，一些今人所谓“联绵词”而实为合成词者，其形成缘由已无法考证清楚了。     

从宋代词选看宋人的词体观

宋代词学发达，因此选词活动也很兴盛。由于编选者所处的时代的原因，对词的理解较少有时代的偏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宋代词选来管窥宋人的词体观。“娱宾遣兴”是词之为体的社会功用；“雅”是词之为体的体制特征；娱乐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词之为体的双重价值。     

“启”与“发”

“启”与“发”湖北宜昌师专陈声洽“启发”一词来自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语，这愤、悱、启、发是什么意思呢？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注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可见，愤、悱都是一种心理状态，是“...     

论宋代词论的发展及特征

要建立现代词学的批评之学，就要清理词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对传统词论进行归纳整理，对宋代词论发展及特征的探究就是这一工作的一部分。宋代词论的发展分为初兴期、自觉期、发展期、兴盛期、高峰期等五个时期，各个时期词论有各自的特征。宋代词论发展的总体特征是：没有权威理论的指导；发展薄弱且滞后；采用自由漫淡的方式，显得琐碎；理论狭而深；观念相对凝固；表现出对诗论的依附性。     

“楚雨含情皆有托”不是自为无题作解

“楚雨含情皆有托”是李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诗中的一句。研究李商隐的专家们多喜欢引用这句诗,把它做为论述李商隐无题诗有无寄托的主要依据。如吴调公先生说:“李商隐爱情诗有没有寄托?有些诗的确是有所寄托的。他在《梓州罢吟》中早说过‘楚雨含情皆有托’的话。”。刘开扬先生说:“我不赞成冯浩所说‘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但也不否认商隐诗中确有少数是借爱情诗的形式以抒写讽刺寄寓的内容的。商隐晚年也曾说过‘楚雨含情皆有托’的话”。顾易生、蒋凡二位先生在     

庄子“忘”的教育图景阐释

庄子之“忘”是以学习为核心的教育范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蕴。庄子以“忘”为学,其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祛除物欲对学习的功利性遮蔽。“忘学”作为一种方法,是一种凝神专注之学。“忘学”作为一种境界,是一种高阶的智慧之学。“忘学”的目的是成就按照自我本性发展的自适之人。“忘学”非认知之学,乃以体知与心悟为学,既有身体体验的外体,又有内心觉悟的内求,内求与外体二者贯通,是实现了活动之身和非理性之悟相互交融的学习方式。“忘学”之“教”为“不言之教”,一方面,“教”彻底脱离“言”,教与学一体,教之学就是“教”,学就是学“教”之学;教与学成为教者对学者“感”、而学者“应”的联动感应过程。另一方面,“教”由“言”出,所“言”并非“教”,所言所至无言之“意”方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