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费正清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贡献

中美两国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由对立走向缓和,由缓和走向正常化,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中美两国来讲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作为美国中国学之父、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他本人对该时期的中美关系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促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以学者的身份,促进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公民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认识。他提出的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对中美文化差异以及台湾问题的见解和重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中国威胁论"与中美关系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日益强大,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惊呼中国已对全球经济发展以及世界各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给中美关系以及中国的发展都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中国应该如何理智地应对这股莫须有的论调,对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史迪威事件”及其对当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启示

"史迪威事件"是二战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从最初扶蒋联共、积极抗日到绥蒋反共、消极防御的转变。这种僵化的绥蒋反共对华政策导致了冷战在中国发生,并最终导致台湾问题成为国共内战遗留的历史问题,对当代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史迪威事件"对错综复杂的当代中美关系发展有重要启示与借鉴。     

中美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作用分析

在中美关系中,经贸关系一直是维持中美关系正常化,避免其走向对抗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分析,指出了中美经贸关系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上的重大作用以及其中存在的“中国利益代言人”利益集团的作用,并对基于经贸关系上的中美关系做出了展望。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北大核心CSSCI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先是遭遇了以"抑制"为主调的开场,经过接触与磨合后,逐渐走向明朗。海湖庄园"习特会"促使中美关系开始快速"上扬",尤其是特朗普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步入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同时,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特征:一是经贸和朝核问题成为中美关系议程中最主要的两大议题;二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发生变化;三是美国国内担忧中国是否要替代美国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因此,新时代需要用更全面和宏大的视角来看待中美关系:一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是世界之福;二是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三是新型大国关系是规避中美竞争悲剧的唯一道路。     

聆听

<正>我认为中国正在变得更民主,人们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一些美国人并不了解。三十多年前,我意识到美国未来很大程度将与中国密切相关。现在我们双方都知道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希望现任美国总统会同我以及前任总统布什那样清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希望双方以开放的姿态相互接受对方。——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针对中美关系发表看法。     

论中美关系及其两重性

中美关系是涉及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两大阶段和一个过渡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既有友好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中美关系的两重性具有客观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对双方以及国际社会意义重大。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前景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经历曲折发展,但总体保持稳定。中美之间战略上的互不信任、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和美国“推进民主”对中国的影响都是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制约因素。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两国在重大战略和经贸领域又有许多共同利益,需要相互支持与合作。从短期看,中美关系可以保持稳定趋势,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从长期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具有不确定性。     

聆听

我认为中国正在变得更民主,人们有更多的自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一些美国人并不了解。三十多年前,我意识到美国未来很大程度将与中国密切相关。现在我们双方都知道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希望现任美国总统会同我以及前任总统布什那样清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希望双方以开放的姿态相互接受对方。——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针对中美关系发表看法。     

中美关系前景之我见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正在腾飞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一直是影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重要因素。两国有长达22年的对抗时期,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地位更加突出。今天,中美之间仍然有不少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障碍,美国对中国采取什么政策,以及中美关系变化的趋向,必然成为当今世界令人瞩目的大事。笔者试图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作粗浅分析,提出一管之见。     

加强区域经济协调促进中部崛起

中部地区面临着中部崛起战略带来的难得发展机遇，但是中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分工协作水平比较低，统一的区域大市场尚未建立起来，中部各省的经济发展尚未形成合力，因此，实施中央制定的中部崛起战略的第一步应该是针对阻碍中部地区共同发展的问题制定相关对策，尽快建立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以提供强有力体制保障。     

第一次“台海危机”与一个中国的原则

第一次“台湾危机”是中美两国在朝鲜停战后围绕问题的初次交锋。在这次危机中,中美双方围绕一个中国的原则展开了激烈斗争。中国政府决定炮击金门,是为了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在全世界面前突出台湾问题,表明中国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守立场;而美国政府给自己的脖颈上套绞索,则是其推行“划峡而治”、“两个中国”政策的必然;作为这场危机的结局而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则成为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图谋的另一特殊方式。     

和平崛起:中国独立自主的价值选择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独立自主的价值选择,中国立足于自己的力量来来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中国,将会更好地巩固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新贡献。     

"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英国作家通过中国题材所展示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三重意义:关于异域的知识;本土的文化心理;本土与异域的关系.对英国作家而言,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地理空间存在意义上的国家,不如说是他们想象描述的一个神话,是激发他们写作和表达思想的灵感和素材.不管他们以何种途径来认识中国,从何种角度来观察中国,用何种心态来评价中国,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视为与自身相异的"他者",倾向于把中国想象为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构想物".中国对于英国作家的价值,是作为一个"他者"的价值,而不是自身存在的价值.套用萨义德那句"东方不是东方"的名言,英国文学里所展示的中国形象,同样可看作是"中国不是中国".     

中美“信任赤字”问题再探: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为视角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美两国"信任赤字"的现状,以及周边对于两国的不同意义,并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为视角考察了中美"信任赤字"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经济上的巨大利益是美国在战略布局上重返亚洲的坚定基础,而在政治层面防范中国崛起,以及军事层面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则是美国重返亚洲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指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经济政治化、政治安全上全面布局,正是中国对美"信任赤字"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也分析了周边国家在中美"信任赤字"中扮演的角色。最后,在结论中指出了两国为解决"信任赤字"问题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和平崛起”理念的推演

"和平崛起"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广泛认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道德价值观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也是中国国际政治话语权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抵御工具。它包括三个逻辑层面:和平中崛起、和平地崛起和和平崛起。     

“后发”策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

近代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开创及其崭新发展模式的强力示范,决定了作为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主题之一——现代化事业处于＂后发展＂的事实。历史主题即是理论主旨。历经思想激辩及历史剧变,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现代新儒学因其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等实体历史方面的软弱无力而＂移居＂海外,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其超越近代西方文化绑架而对传统价值充分尊重的策略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因正在成为中国意识的有益补充而重新获得讨论的意义。     

修辞视角下的中国威胁论——从西方修辞学的角度批驳中国威胁论

西方修辞学是研究话语如何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产生效力的理论,剖析各种话语效用的内在机制,对实践具有很强的阐释能力。从修辞情景论、修辞人格、辞格与修辞关系的角度出发,揭示中国威胁论之“威胁”事实上是一个辞格而非实际存在,通过对辞格的运用,修辞者为人们看待某一个修辞形势提供了自己的视角,并通过修辞手段操纵受众观点。揭示了中国威胁论本身的修辞特征及其内在的修辞机制及西方修辞学为理解、阐释中国威胁论提供的新视点,以此反驳中国威胁论。     

日本"生存能力"培养与中国素质教育的三点比较

日本和中国都在世纪末提出了自己新的教育改革方案,这有着一定的国际背景,且专门针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日本的"生存能力"与我国的"素质"教育在内涵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两国都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措施,日本的许多做法对我们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作用.     

“中国模式”:缘起、争论与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欧美发展模式在一系列危机后相继陷入僵局。因此,"中国模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中国模式具有区别于其他模式的五大特征,即历史继承性、政府有效性、改革渐进性、开放自主性与调整中不断发展。总结"中国模式",既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又为世界多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