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孔子诗论》札记

本文是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读书札记。主要涉及第十七简、第二十三简、第二十九简的内容。本文试图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简文中的一些有争议之处，如“其爱妇悡”、“以乐词而会、“律而士”等的释读提出一些看法和证据。     

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其作者问题

由《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可以见出：首先，《孔子诗论》论诗具有明显的“重情”或“主情”色彩，它所说的“情”与“诗言志”的“志”是一致的，并与“礼”相统一；其次，它对《诗经》诸篇的境界和审美过程的分析是划分层级的，而由对上博简内容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孔子诗论》的作者应是孔子的弟子高柴（字子羔）。     

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五简新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意义重大.其中第二十五简评论了<诗经>中<王风·君子阳阳>、<王风·有兔(兔爰)>、<小雅·大田>、<小雅·少(小)明>等四篇作品.孔子评"<[君子]阳阳>少(小)人",认为诗中写小人般的轻狂之态,有助于准确认识该诗本义;评论<兔爰>诗旨为"<有兔(兔爰)>不逢时",是传世和出土文献中论及<兔爰>的最早言论,认为表达了作者生不逢时的思想感情,汉代以后尤其现当代多数诗经研究专家对<兔爰>主旨的认识,都与孔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孔子对<诗经>作品研究的贡献不可低估;论"<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抓住了<大田>末章的思想要害,透露出孔子说<诗>的礼学色彩.孔子评论<诗经>作品往往以礼学标准评判优劣,影响了其对文学作品评价的公正性.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

《诗经》的教化观点，从孔子时代开始，一直贯穿到汉代。《毛诗序》的解诗方式完全是乘承孔子而来的，和《孔子诗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由于时代的原因，《毛诗序》的美刺说对《诗经》有许多错误的理解。然而，无论《毛诗序》对诗义的解说是否正确。对整个中国思想史产生重要作用的都是它。首先，《毛诗序》是我国诗歌产生以来对诗歌的创作的第一次理论总结，强调了“情”对诗歌创作的作用。其次，《毛诗序》中的许多论点，都成为众多古代作家所熟知的典故。所以说，《毛诗序》是一份珍贵的学遗产，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     

从上博竹书《孔子诗论》解“思无邪”

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是：思无邪。自汉儒始,对“思无邪”的解释完全滑向了政教伦理。朱熹虽然力图复原《诗》之本义,却仍没能回到孔门《诗》论最初的思想理路上去。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为考察孔门《诗》论的思想方法,特别是重新解释“思无邪”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确切的实证。     

读《上博简·孔子诗论》札记

本对上博简(孔子诗论)释的部分内容作了补正。     

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参德》思想合论

《孔子诗论》展示了孔子诗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诗无隐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是孔子《诗经》解释学的基本观念,深化了《尚书》“诗言志”之说。孔子论《诗》的思想还包括：以“德”、以“天命”说《诗》;以“民性固然”说《诗》;以“情”说《诗》;注意《风》《小雅》《大雅》《颂》的风格差异及其所反映的情感、生活的多样性。此篇竹书的价值远超《诗序》,是今后论述孔子诗学的首要依据及说解《诗经》的重要参考文献。《参德》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使用了“天神”“皇天”“上帝”“天命”等词汇,主张礼敬天地鬼神;强调“无思”之德,主张人主应当效法天地,敬顺天常、天时、天礼;主张“临民以仁”,民本思想浓厚;禁忌用语较多,训诫口吻强烈,宣扬了赏善罚暴的思想。此篇竹书的思想成分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应当判定为阴阳家著作。     

读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劄记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楚简中的《孔子诗论》进行逐简的解读,主要从文论角度揭示其理论内涵,包括诗乐功能和情志关系理论,《孔子诗论》作者对《诗》的解读方式,《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关系等.     

读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剳记

本文对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楚简中的《孔子诗论》进行逐简的解读，主要从文论角度揭示其理论内涵，包括诗乐功能和情志关系理论，《孔子诗论》作者对《诗》的解读方式，《孔子诗论》与《诗序》的关系等。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诗学视野与艺术主张

元遗山的诗学观,集中见于《论诗三十首》。一方面呈现出对苏轼、王若虚的继承,另一方面又以其不存南北畛域、讲"真"重"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前人的超越。他的诗学观也因此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从被贬所作的游记散文看苏轼思想的转变

苏轼在被贬的路上,从黄州时期的摆脱功利态度,到惠州时期的身世永相忘,再到儋州时期的“寄我无穷境”,一路走来,一路顿悟。文章从他被贬三地所写的游记散文中,揭示他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梳理他思想发展的脉络。     

政治文化视域下的暴君——以越南前黎朝“卧朝王”黎龙铤为个案

黎龙铤是前黎朝第三位皇帝,在越南历史上素以残暴而著称;因为患有痔疾常卧而听朝,故史称“卧朝王”。以卧朝王为例,具体剖析君主政体下暴君的成因问题：“卧朝王”的暴虐行为,是其个人低劣的素质、体疾所造成的病态心理,残酷的宫廷斗争、冷漠的皇室亲情,以及不良的家庭影响等内外因综合促成的;不过观以政治文化的角度,暴君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专制制度下君主权力缺乏有效制衡的固有缺陷     

论中国婚恋观的变迁在历代《诗经》婚恋诗评注中的体现

自西周直至近现代,中国的婚恋习俗历经自由-箍束-解放的过程。择取春秋、汉、宋、元、近现代各知名评家对《诗经》中最具价值的＂国风＂中的爱情诗的评注,来窥探中华民族的婚姻恋爱的习俗和观念的变迁。     

"以诗入画"——从郭熙《早春图》看宋代画院绘画的审美特质

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极重要的时期,这表现在宋代画院绘画不仅具有高度的写实性,而且进一步引入了"以诗入画"的美学原则。本文以宋代院画家郭熙的代表作《早春图》为切入点,阐述宋代画院绘画"以诗入画"的特点。     

19世纪至20世纪初法、英、德《诗经》研究的特点

从16世纪开始,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诗经》向西传播.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海外《诗经》研究由综合性文化研究阶段渐渐进入了文学性研究阶段.这一时期,法、英、德3国在《诗经》研究方面取得了全新的发展并体现出了各自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