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塑——女作家重写母亲的文化阐释

在现代女性文本中，母亲形象变为在传统与现代、伦理规范与本能欲望间挣扎与突围的生命个体；她不再是父权话事中被命名的“他者”，而是女性自审意识与反思精神的形象载体与文化见证。女作家正在对母亲原有形象及其文化隐喻的解构中开始了对母亲的重新命名，这一命名过程具体表现为母亲形象类型的新变以及叙述话语的重构。     

冰心诗歌中母亲形象及其文化含义探寻

在中国化中,“母亲”是一个特别的化符号，它的含义的演变一次次成为遮蔽女性自我的“迷思”。冰心诗歌中的母亲形象虽然完成了从古代“道德圣母”到现代“人性圣母”的超越与转变，却没有真正颠覆母亲神话模式，而是重塑了新一轮意义上的母亲神话。由此而生的母亲化含义，也是探寻“五四”化及其背景下女性追求自我的一个特别视角。     

张爱玲与谭恩美作品中母亲形象比较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倍受关注的女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抒写显示出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她对女性性别群体中的母亲形象赋予的全新阐释尤为特别，更彰显出其女性意识之不同。谭恩美是一位颇具影响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创作中的母亲形象为文坛所注目。这两位女作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塑造出的母亲形象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法父权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由此生发出的母女间的冲突也都纠缠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着意于探讨在这两位女作家笔下，中国传统文化与母亲形象的关系、母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女儿展示出的“魔鬼”与“天使”的双面性及其文化意义。     

不该忽略的另一半——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之一

江苏省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材2010版对女性的定位仍是传统的。即母亲形象是“相夫教子”式的传统母亲形象,大多数女童形象是“乖巧懂事、需要呵护”的传统女童形象,而其他女性形象大多数也是形象模糊、缺乏理性,起着陪衬男性的作用。     

《母亲》、《党员登记表》、《夜》中的母亲形象

《母亲》、《党员登记表》、《夜》中的母亲形象兰州市六中李晶在高中语文课本的小说、诗歌、散文、戏曲选文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在所有这些女性形象中，有三位母亲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一是高尔基《母亲》中革命者巴维尔的母亲...     

当代女性诗歌中的母亲形象分析

当代真正的“女性诗歌”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女性意识作为书写中心。而“母亲”这个光荣的传统社会的角色在与当代女性意识相冲撞的过程中发生了流变。当代女性诗歌中母亲形象由崇高到被彻底解构的过程也是女性意识由朦胧到觉醒到蓬勃发展的过程。     

试论曹禺后期戏剧中的“母亲”形象

1949年以后,曹禺塑造了几位“母亲”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没有女性正常的情感欲望,只是作家政治理念的代言人。塑造这类女性形象是作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自由创作的情况下塑造了这些不符合人性特征、也没有女性特征的“女神”形象。     

从文化符码到世俗镜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叙事中的母亲书写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不再是承载传统意义的文化符码,而是在性别关照下回归生活的“本真”,呈现出世俗人生的种种镜像。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重新书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母爱”神话的颠覆,二是对生殖崇拜的解构,三是对母亲形象的超性别写作。通过颠覆与重新建构,母亲生存及母亲写作的种种“可能性”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     

路遥小说中的母亲叙事

路遥小说塑造了当代文学史中经典的女性群像,但作为文学重要母题的母爱叙事几乎处于“空白”,叙述中即使有母亲在场也处于“失语”状态。一方面作家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女性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成长经历中缺失的母爱体验使然。作家笔下尖酸刻薄的城里母亲形象和宽厚朴实的农村母亲形象的塑造及作家的情感倾向是受到乡土情结的影响。     

张爱玲与谭恩美作品中母亲形象比较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倍受关注的女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抒写显示出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她对女性性别群体中的母亲形象赋予的全新阐释尤为特别,更彰显出其女性意识之不同。谭恩美是一位颇具影响的海外华人女作家,她创作中的母亲形象为文坛所注目。这两位女作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塑造出的母亲形象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法父权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由此生发出的母女间的冲突也都纠缠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着意于探讨在这两位女作家笔下,中国传统文化与母亲形象的关系、母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女儿展示出的“魔鬼”与“天使”的双面性及其文化意义。     

女性叙事的困境——以小说《后翼弃兵》为例

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往往会塑造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拼搏成功的女性形象,借此唤醒女性的性别意识和主体自觉。然而,女性叙事也会陷入一种困境,主要体现为在男性权力场域中,女性试图挣脱男性权力的束缚,但途径是“矮化”部分男性形象,结果是获得男性共识中的权力。本文以《后翼弃兵》为例,分析小说中成为“女王”的女性形象以及被牺牲的母亲形象,讨论小说中女性叙事呈现的困境,并探索小说以国际象棋为媒介反映女性性别困境的特殊性。     

试论中国现代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

一批女性作家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开始了划时代意义的女性书写。她们构建的母亲文本内涵丰富 ,母亲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女作家笔下得到了从神性、现实性和人性层面上的展现     

“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女亲情

渴望母爱与反叛父权的矛盾,虽然使得“五四”女作家难以整合出富有典型意义的母亲形象,但并没有造成创作中母亲形象的失落,而是使得“五四”女作家把创作的重心放在抒写“五四”女儿对母亲的复杂情感上。“五四”女作家首先从女儿角度充分感受母爱的温暖,抒发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并且把母女之间诚挚的天然亲情升华为抵挡人生风雨的精神庇护所;其次,抒发了觉醒的“五四”女儿常常陷入反叛封建父权与维护母女亲情的矛盾痛苦。“五四”女性文学闪动着眷眷女儿心的青春风貌是现代女性文学无法重复的珍贵源头     

论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无妻性

母性、女儿性，妻性是女性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所特有的属性，这是女性作为女性的人格的基本构成，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却以“无妻性”为其人格特征，因为在以尹子为中心的文明朝代，女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历史性地失落了”，因而，妇女的解放、女性正常妻性的恢复，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妇女解放问题，而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社会解放问题。本文以鲁迅杂文中的一些观点为根本依据，对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无妻性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比较透辟的阐发。     

论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无妻性

母性、女儿性、妻性是女性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所特有的属性。这是女性作为女性的人格的基本构成。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却以“无妻性”为其人格特征。因为在以男子为中心的文明时代，女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历史性地失落了”。因而，妇女的解放、女性正常妻性的恢复，并非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妇女解放问题，而是一个远为复杂的社会解发问题。本文以鲁迅杂文中的一些观，之为根本依据，对鲁迅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无妻性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比较透辟的阐发。     

浅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

《儒林外史》在刻画男性士子形象的同时,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本文试从人物身份、行为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把书中的女性分为四类：母亲形象、妻妥形象、妓女形象和“才女”形象,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传统文化和女性自身独特心理等角度对她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几类女性形象的成因。     

论劳伦斯笔下的叛逆女性

劳伦斯,在英国诸多作家中,是极富有才华而又颇具特色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大部分以女性为中心,如《虹》、《恋爱中的妇女》、《误入歧途的女人》、《可爱的夫人》等,数不胜数。因此,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人形象,组成了一个丰富的女性世界,而且对女性的刻画是入木三分,颇见功底。众多的女性形象引来评论者们的各种分析评价.有从原型批评人手,认为劳伦斯笔下的女性形象显现出男性本位神话中的女性原型:大母亲、悍妇和睡美人;亦有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探讨劳氏作品中的“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等。另外,有一类是诸如“大母亲、悍妇和睡美人”所难以概括的形象,即叛逆女性,从她们身上,既体现了劳伦斯所理想的女性特征,同时,从对她们所安排的归宿看,也反映了劳伦斯的男     

女性美的热情礼赞——略评《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初探》

1.女性,是大地的女儿,人类的母亲。“女人是世界之诗——晶莹、发光、谐和”,“是支配人类命运的尘世之星”(哈尔格累夫语).“人类历史就是女人的历史”(法国谚语)。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女性便没有文学。”所以,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作家无不以生花的妙笔,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圣洁俊美的女性形象——这时代的精灵,人间的女神。文彩同志对女性形象的偏爱是显而易见的。在教学中,他曾开设过《萧红研究》、《现代小说女性形象研究》等选修课,自然女性形象也就成了他学术研究的母题。辽宁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初探》一书,就集中     

吴组缃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分析

透过女性命运来剖析时代和社会在吴组缃小说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其中作为母亲的女性形象尤其值得关注,年轻的知识母亲、为奴隶的母亲以及身为封建家长的母亲,三种典型而独特的母亲形象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人物长廊。     

两极女性形象在“三言”中的融合

一个健全的女性形象,应是“母性”、“妻性”以及自身“人性”的统一。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性禁忌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在男性权威文化笼罩下女性形象经常是分裂纯粹的单一品性。在明代人文主义思潮渐渐萌发的情势下,冯梦龙编著的“三言”中“母亲”与“妓女”这原本两极的原型在新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生了置换、变形以至统一和融合,从而使“三言”具有崭新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