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藏汉交流的风格形态看飞来峰元代造像与西夏艺术的关系

飞来峰元代造像开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之先河.本文通过分析西夏佛教艺术与飞来峰元代造像中藏汉交流风格的具体表现形态,结合元初江南佛教艺术的创作背景及西夏艺术可能的传播途径,离析飞来峰元代造像中含有的西夏风格因素.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

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西夏文文献涉及２７个洞窟,多为残片,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些文献证明西夏的僧人们在北区众多生活洞窟中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其文献品类很多,包括蒙书类书籍,社会文书,佛教、道教文献等,其中有的为国内独有,如《碎金》等;有的为世界仅存,如泥金写经、大型西夏文本印等。文献版本也多种多样,有写本,有印本,印本中又分刻本和活字本,活字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也是海内孤本。有的文献证明元代敦煌曾藏有一藏３６００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为国内仅存,至为重要。     

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

由于蒙古豳王家族的庇佑,河西地区的回鹘佛教文化得以持续流行。学界一般确认酒泉文殊沟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时代最晚的一件回鹘文文献,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却证明此说不确,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发现的回鹘文题名,有的甚至比这一文献时代更为靠后,证明至少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止,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这一发现,确证明清时期回鹘佛教文化在酒泉文殊山一带的流行,这里成为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回鹘佛教与佛教文化的保留,为后来裕固族佛教的繁荣和传统文化的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文化遗踪——五台山

<正>五台山遗产分布:山西省忻州市遗产种类：世界文化遗产关键词：佛教文化、寺院建筑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五台山位于太行山系的北端,为太行山脉主峰。有古籍记载：“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五台山是中国唯一一个青庙（汉传佛教）黄庙（藏传佛教）交相辉映的佛教道场。     

佛教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元代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伊始,翻译佛经即成为最重要的内容。16世纪后期,藏传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俺达汗和林丹汗时期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印度、西藏佛教经典的蒙译,丰富了蒙古人的精神生活,极大地推动了蒙古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佛教文化构成了全部蒙古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同时,译经活动也为佛学的深入研究、保留印藏文化的优良传统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贡献。     

青海湟中鲁沙尔银铜器手工艺浅谈

作为青藏高原视觉造型艺术中重要一类的湟中鲁沙尔银铜器手工艺艺术,在佛教艺术和民族生活艺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其以宗教为中心的器物造型,受佛教文化的洗礼,渗透着藏传佛教思想,加之艺人的精心打造,使得民族手工艺保持了艺术的纯粹性,民族情感和文化审美也因之得以升华。     

甘肃东部佛教石窟题记文献的区域特色与价值

甘肃东部佛教石窟群是甘肃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莫高窟为代表的河西石窟群,该区研究和利用相对滞后。东部石窟中遗留下来大量的佛教题记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为研究佛教文化传播、石窟艺术、古代文学和区域历史地理等提供了丰富资料。该区域石窟具有数量众多、民族多样性的特点,与地方达官显贵有密切关系。现今许多石窟题记风化破损,及时保护和整理这些题记文献应该引起学界关注。     

浅析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之原因

终元一代,元朝蒙古上层对藏传佛教崇信有加,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元朝蒙古上层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来达到怀柔吐蕃和统治本国民众之目的,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自身对终极关怀的极其重视。从客观上讲,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如西藏佛教领袖、西夏佛教、蒙藏文化的相似以及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影响。不论从主客观,还是从内外因讲,元朝蒙古上层崇信藏传佛教都是多方面的、多因素的。     

12世纪西夏国的星曜崇拜

12世纪时，西夏人在翻译汉文和藏文佛经的过程中，认识、了解和掌握了佛教的观星术，并发展成为民间广泛流传的星曜崇拜。依据俄藏西夏文文献《种咒王荫大孔雀经》、《九曜供养典》、《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及西夏佛教艺术文献《星曜坛城》和其它相关材料，可窥知西夏的星曜崇拜和坛城法事活动的全部过程。西夏的星曜崇拜结合了印度、吐蕃和中国佛教星相观的特征，但更倾向于中国化的观星术，具有明显的密教特征和中国化的阐释。     

能海法师与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

能海法师是近代著名爱国佛教高僧之一,他先后两次入藏求法,顶礼康萨老喇嘛,习得显密法要,获密宗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第二十八代嫡传。之后,能海法师不断在五台山传播藏传佛教,成为这一时期推动藏汉文化交流的又一重要贡献者。同时他在五台山时期著述三学、翻译经文,对显教和密教的发展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能海法师已经成了五台山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近代藏汉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者。     

西夏时期伊斯兰教在西北传播及发展初探

宋时西北大部为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所控.其境内的＂丝绸之路＂是伊斯兰教得以传入中国的重要路径.西夏王朝的建立对伊斯兰教在西北的传播及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西夏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随着近年西夏文物的不断出土及公布,为我们提供了西夏时期伊斯兰教在西北传播的新的实物和资料.     

《西夏文缀》、《西夏文存》、《宋大诏令集》论略

王仁俊的辑佚之作《西夏文缀》卷，是传世最早的一部汉文西夏公文的汇辑之作，共辑录汉文西夏公文21篇。罗福颐辑《夏文存》其《外编》各1卷，专门纠正《西夏文缀》辑录之失。宋朝赐与西夏的诏令公文，集中地反映在宋人辑录的《宋大诏令集》中。王氏、罗氏及宋人之作都为我们今天研究汉文西夏公文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     

唐代佛教影响下的长安城市生活——以佛教寺院为中心

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长安作为唐代都城,佛教寺院星罗棋布,与佛教有关的活动更是丰富多彩,佛教寺院成为城市生活的舞台,朝廷在这里举行佛事活动,百姓僧众在这里举行节日庆典;同时佛教寺院也成为百姓娱乐活动的重要场所,不论是僧人的俗讲,还是庙会中的戏场,都对百姓有吸引力,此外风景优雅的寺院还是文人游乐、集会的场所。因此与佛教寺院有关的种种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长安的城市生活,见证了长安文明,成为不可忽视的唐代佛教文化组成部分。     

汉代后妃面貌考察

后妃制度是绵延我国古代社会数千年的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是男尊女卑观念下的历史产物。汉代后妃是古代后妃中的一个特定群体。从出身来看,西汉后妃出身下层者较多,东汉后妃则大多出自豪门。西汉册封皇后以帝王宠爱与生育皇子为主,东汉则以德为先。两汉后妃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西汉后妃以雅善歌舞为主,东汉后妃以熟读儒经为长。凭借良好的文化素养与杰出的政治才干,两汉后妃成为中国历史上后妃参政的代表性群体。与后世相比,其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南宋的多元文化与文学流派简

北宋的主流文化是士大夫文化,因长期党争而士风渐坏,在南宋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文化逐渐衰落。由于统治者的扶植,且顺应了时代之需,南宋理学大盛,理学家留意于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朱熹尤有建树。宋代士大夫普遍悦禅,参与了禅林文化建设,南宋禅僧多追求文人的生活意趣,诗歌不乏佳作。南宋地狭官冗,读书人沦为＂谒客＂,江湖文化遂成廊庙与隐逸外的主要文化形态,江湖诗派为此时的重要流派。     

少林寺与禅文化

少林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箭垛，是儒、佛相融的圣地。对佛经的翻译、佛教律宗的发展和传播以厦中国禅宗的产生、发展和传扬都有独特的贡献。少林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已经成为联结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条文化纽带。     

张掖大佛寺取经壁画应是《西游记》的衍生物

张掖大佛寺的取经壁画被有关方面宣布是元代作品,早于吴承恩《西游记》200多年,是《西游记》的创作原型。这个结论值得怀疑。取经故事的形成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特征可寻。从壁画内容看,其中的一些故事相当晚出,应是吴承恩《西游记》的衍生物。     

乌江中下游地区阳明文化与佛教文化互动研究

乌江中下游地区是毗邻黔渝湘鄂等省市交接地带,是我国和谐文化建设的典型区域之一。晚明时期,该地域佛教文化与阳明文化和谐共处并互动发展传播,一是因为二者有着快速传播的共同文化生境;二是由于阳明心学的产生发展与佛教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当前,乌江中下游地区地域文化的科学发展,必须有力推进包括佛教文化、阳明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因子的互动,坚持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走多元一体的和谐文化建设之路。     

佛经词语研究现状综述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东汉桓帝末年开始汉译佛经。近两千年的译经历史中,佛经的汉译对中土的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经语言与中土语言不同,与佛教原典语言也不同。它不但弥补了中土文献的不足,很多新词新义都能在佛经文献中找到更早的例证。80年代以后,词汇学界将研究重点转向佛经文献。本文将综述近20年来佛经词语研究的现状。     

略论夏代文化的中心区域是在“河洛之间”

鲧、禹是华夏族的人,夏代的统治中心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谷上游及伊洛地区,也即司马迁所说的夏代的中心是在"河洛之间"。濮阳地区是华夏族、夷族和商族的相互错处地区,不是夏代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区。我们要探索的是夏代国家的夏文化,不是"夏族"的文化。今后探索夏文化的重点,仍将继续放在豫西和晋南地区,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