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语文读本》的使用

一、主旨延伸如《庄子》一书,教材选入《秋水》和《逍遥游》,《语文读本》(以下简称《读本》)选入了《庖丁解牛》。庄子在《逍遥游》中指出无论是大鹏、蜩与学鸠还是宋荣子和列子,都是“有所待”,都不能达到所谓“至人”、“神人”和“圣人”的绝对自由的“逍遥游”境界。但是,     

《水浒》的演变

《水浒》的成书大约在元末明初之际,但《水浒》中的一些故事,早在南宋就已开始在口头流传了。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在记述当时说话人的“小说名目”中,就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称呼。南宋遗民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和《水浒》基本相符,却有一点显著不同,即三十六人中有“铁天王晁盖”。     

再说司马迁对传主“为人”的关注

《史记》大量出现“某某‘为人’如何如何”,是司马迁关注传主“为人”的显著表征．也是《史记》具有文学特质的内在根源。我们在对《史记》中“为人”一词作穷尽性统计的基础上,发表其89例用例,分析其所用“为人”的涵义,并进一步论说关注传主“为人”对于写人、对于《史记》的文学性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回到经典回到“我”

在各种时新的出版物乃至电子读物、视频充斥书店和网络的时代,经典教育似乎意味着“不识时务”。熟读《西游记》不如脱口而出《大话西游》的台词显得时尚,《伊利亚特》、《奥德赛》相对《哈利波特》来说显然out,于丹《论语心得》的普及取代了对《论语》本身的阅读……的确,经典总是和“过时”相联,它总是在物理时间的“过去”领受着自己的灯火阑珊。《理想国》倡议的等级秩序与现代大众的平等诉求完全不是一个理想;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早已被“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经济动物”所取代,不仅如此,现代人还相信人是天生的各种动物;莎士比亚笔下形象猥琐、贪婪悭吝的高利贷者早已华丽转身为令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康德的道德律令充满着18世纪的陈腐气息,卢梭的《论科学艺术是否有伤风化》在N次科技革命后一看标题就荒唐得令人捧腹,而作为古代中国人金科玉律的孔孟之道更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和君主专制的帮凶……     

班簋补释

在前辈学者对《班簋》考释的基础上,通过对铭文的语言学审视,综合运用偏旁分析法、二重证据法和语法规则,发现“铽人”即《诗经·小雅·采芑》“钲人伐鼓”之钲人,并结合训诂资料及《周礼·地官·鼓人》所记“鼓人”职责,探得“钲人”是在将帅指令下通过击打钲鼓向军队传递行止命令的官吏;通过《班簋》铭文、周人观念、《诗经》原文和孟子解诗的比较,求得“天畏否畀屯陟”中的“天畏”是一个定语后置式的名词短语;通过“天畏否畀屯陟”与《周书·多方》“惟天不畀纯”对勘,从语境与行文的角度,证成《班簋》铭“天畏否畀屯陟”之“否”当读为“丕”、训为大。     

论鬼魂与梦兆情节在关汉卿戏剧创作中的作用

关汉卿作为元杂剧创作第一人 ,在《窦娥冤》、《西蜀梦》、《蝴蝶梦》、《绯衣梦》等作品中引入了“鬼魂”与“梦兆”情节 ,创造了“鬼魂戏”和“梦兆戏”的范式 ,为中国古代戏剧中“鬼魂戏”和“梦兆戏”的创作 ,建构了典范模式。     

论周易中的理想人格

无论是在《易经》还是在《易传》中 ,“圣人”、“君子”的概念都频繁的出现。在《周易》的人格价值判断体系中 ,“圣人”、“君子”是理想人格的代表 ,具有“仁”、“义”、“谦”、“慎”等等美德 ,要达到这样的人格境界则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上都应有所努力。《周易》中的理想人格还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乘“口语交际”之船 达“应对能力”之岸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何谓“交际”?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接触。”“口语交际”即人与人之间口头语言上的接触交流。《语文课程标准》在教学内容中,把“口语交际”列为与“识字写字”、“阅读”、“习作”和“综合性学习”并列的五部分内容之一。要求在具体的口语交际情境中培养学生倾听、表达和应对这三大能力,培养目标在以前听话说话的目标倾听、表达能力的基础上加上了应对能力的目标要求,这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何谓“应对”?《辞海》解释为用言语酬答;对答…     

知识和技能的脱节是中国教育的软肋

去年7月24日《人民日报》第13版《科教周刊》很有看头,其中《培养“知识人”还是“职业人”》已经推荐在人民网的首页,另外两篇：《职教目标是就业而不是升学》、《“311模式”提升职业能力》也都值得一读。     

斯霞与“童心”“母爱”风波

背景提示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小学版)发表了徐文、古平所写的《育苗人》一文(之后,作者又将此文改写成《斯霞和孩子》,发表在同年5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强调儿童有一颗“纯洁、稚嫩的心”,“像水晶一般的明净”;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强调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了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等等。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围绕“童心”“母爱”问题展开讨论直至批判“童心”“母爱”。因为刊发《育苗人》的“错误”,《江苏教育》编辑部作了《〈育苗人〉与〈斯霞和孩子〉的错误》的检讨,发表在《江苏教育》(小学版)1964年第9期上。     

大巫山文化“楚王”意象考——以乐府诗《巫山高》为典型

“楚王”是《巫山高》诗歌中的重要人物意象之一,本于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在诗歌中有“大王”、“君王”、“楚王”、“荆王”、“怀王“、“襄王”、“楚寰”等多种称呼,考其实际用典,则所指有楚怀王、楚襄王和楚灵王三人。在《巫山高》的创作中出现了典故的“移用”,多将怀王、灵王事典用在襄王身上,这其中包含了文本和创作习惯两个主要原因。     

跨文化视域下“那羊”与“驿马”的生态隐喻研究

《媚金、豹子与那羊》和《驿马》是沈从文和金东里在诸多方面存在共性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题目中的“那羊”和“驿马”这对贯穿作品始终的核心线索便是诸多共性之一。虽然“那羊”与“驿马”在作品中一实一虚,却共同谱写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搭建了“人与人之间爱的桥梁”,构建了“人与神的契合”。这种自然层面、社会层面、心灵层面的生态隐喻奠定了《媚金、豹子与那羊》和《驿马》在现代文学中独特的审美价值。然而同中有异,相异性反映了二者不同的美学特征,亦体现出中韩两国不同的文化特性。     

“为(wéi)人……”考释

在古汉语中,“为(w(?)i)人……”中的“为人”是什么意思,一般语法书和古文选本大部未作解释。有的同志把“为人洁白晳”(《陌上桑》)中的“为人”解释为“其人品”(见《中学语文教学》85年第1期龚识《“为人洁白晳”的“为人”》)。我认为不妥。在“为(w(?)i)人……”中,“为”是动词,相     

从《尚书》的美学语汇看上古时代美的人、物、事

一、人之美“彦”、“穆穆”、“徽”、“懿”训为美,在《尔雅》中均有收录,从其在《尚书》中的语境用法来看,内涵都指向人之美。如“彦”在《尚书》中出现4次(《今文尚书》3次),均训为美:“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孔传:“言政当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无择言。如此我则终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周书·立政》)(李学勤《尚书     

《三言》“人学”思想宏观谈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指文学以人为对象。本文所谈的“人学”思想则是指人性、人情、人道等。西方评论家把卜迦丘(1313—1375)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并列,誉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曲”。人们又把乔叟(1340—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十日谈》相提,认为是人文主义的开山之作。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是西方的“人曲”那么冯梦龙(1574—1646)编撰的《三言》,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人曲”之一了。这东西方“人曲”的“人学”思想,灿若明星,交相辉映。     

师范教育培养目标问题

师范教育的目标决定于我们需要培养出什么样的教师。我国古代有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说法。什么叫“经师”呢?就是能教人读经书的教师。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从汉朝的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发展到宋朝的十三经(《易》、《书》、《诗》、《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这些经书虽然卷帙浩繁,文字深奥,注疏纷陈,解释歧异,但是找人来教,还不算难。所以说“经师易得”。什么叫“人师”呢?照我国古代的说法,就是能教人“明人伦”的教师。人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彼此应     

众志成城干事业 励精图治谋发展——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掠影

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系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学校,现有教职工284人,其中高级职称教师82人、中级职称教师126人,中共党员109名,在校学生4868名。学校事业的发展赢得了“全国科教兴农先进单位”、“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艺术教育特色单位”等殊荣。近年,又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全国德育工作实验基地学校”、“全国数控实训基地学校”、“全国教学改革试点学校”,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教育报》以《汨罗职专百炼成钢的品牌》、《中国青年报》以《他们以新农村建设为己任》、《中国农村教育》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飞翔》等为题报道学校的办学成果。     

“五四”被捕人数和人名考订

(一)被捕人数:“五四”运动爆发当天被捕的人数,当时的报界未能报道出确切的数字,5月5日北京《晨报》称10人,天津《益世报》称19人,上海《民国日报》称20余人。北京学生“五四”当天发给上海《申报》馆等团体的快邮代电中,也未报出确数,只称“逮捕学生十余人”。到5月6日,《晨报》始载:被捕学生之人数,确为32人,其中北京大学20人,高等师范8人,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文汇大学1人。并列出了北大和高师28名学生的名单。这在当时,是关于“五四”被捕人数和人名最详细的记载。1919年8月出版的《青岛潮》一书,收录了《晨报》这一报道,并补充了《晨报》未详的其他4人的姓名。因此,史家在述及“五四”被捕人数和人名时普遍引用《青岛潮》,认乃“五四”被捕的32人,全系学生。这是通行的说法。但是“五四”被捕学生之一的许德珩,在其回忆录中,一直坚持被捕者只有31     

“人风”“理人”避讳了吗?

“人风”“理人”避讳了吗？湖南省岳阳县平地中学李耕拓初中《语文》第６册第２１课是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课本在解释文中的“人风”时说：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人”字。任俊荣先生在《避讳摭谈》（见《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６年...     

《淮南子》的文道论

为了弄清《淮南子》的文道关系,对《淮南子》之“道”作“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阐释。就形而上来说,《淮南子》之“道”是本体之道,《淮南子》称之为“一”;就形而下来说,是指具体的自然、社会中万物特殊的规律、法则。同时,《淮南子》也认为文艺是人的精神情感的表达,而人之“情”来源于人之“性”,“性”又本于“道”。这样就圆通地阐释了文道的关系,在本体论的视域中,赋予文艺以形而上的依据。把文、情、道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次尝试性地进行儒道文艺观的融合,对后世的文艺思想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