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到政治(上)——"古今中西"之争与政治成熟

本文以"文化"视角来梳理甘阳近30年来思路中的不变与变化:不变的是他将文化放置于"古今中西"之争的架构下的讨论方式;最根本的变化则是由哲学到政治的转变,此政治是原初性的现实的政治世界.如此对于政治的理解又是与质疑全球性普世化的特殊主义联系一起,这同时也使他对于"古今中西"之争的理解深化,其中的张力得以展开.他由此提出"通三统"说,再进而以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在排序上优先于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又优先于文化保守主义.由于甘阳个人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某种特殊位置,通过对他个人的解读,自然也试图理解中国思想学术界晚近30年来的变迁及其背后内在的历史动力,理解中国知识分子重返政治以及何谓真正的政治成熟的问题.     

从哲学到政治（下）——“古今中西”之争与政治成熟

（三）作为学者的政治成熟 接下来讨论施特劳斯的思想资源带给甘阳的第二点：政治。甘阳所理解的政治，是克服了浪漫主义政治、理想主义政治的，因为二者的结果是取消政治。甘阳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是妥协性的，或更准确说是中道的、中庸的，甘阳开始由名士到国士的转换。甘阳当然还是恪守他作为学者的分际，     

古今之争——政治哲学视角的古典与现代

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学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传统而言,哲学和科学没有区别;17世纪科学理性革命开启了现代哲学的道路,这一革命反对传统哲学。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哲学是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产生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而现代政治哲学是对苏格拉底所奠定的原则实行决裂的结果。为了理解现代哲学所带来的问题,需要重启古今之争。     

中西“古今之争”思潮比较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文论中．如何处理文学传统与革新的关系一直是各个历史朝代所争论的问题。“厚古”与“崇今”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造成了两种对立的立场,在激烈的论战中,各形成了两次大的思潮。通过对中西方运动思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也能看到其背后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从哲学到政治(下)—“古今中西”之争与政治成熟

（三）作为学者的政治成熟接下来讨论施特劳斯的思想资源带给甘阳的第二点:政治.甘阳所理解的政治,是克服了浪漫主义政治、理想主义政治的,因为二者的结果是取消政治.甘阳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是妥协性的,或更准确说是中道的、中庸的,甘阳开始由名士到国士的转换.甘阳当然还是恪守他作为学者的分际,他对于政治的视野不同于一些实际政治者着眼于行政的事务主义,而在于政治之为政治的敏感度上,在于他着眼的政治的长远性;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对于文化的关心,所以他的政治又是要克服简单的功利主义.文章与政治倒不一定矛盾,如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所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足以及物”.     

莱辛与“古今之争”

试图从“古今之争”中的几个经典哲学、美学范畴入手,通过对莱辛的美学、文学文本进行分析,去除以往莱辛阐释中的意识形态遮蔽,阐明他对“人性与个性”“天才与规则“等问题的基本态度,从而揭示出他在古今之争中的复杂立场及其形成原因。     

"古今"、"中西"矛盾与化解

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语文学科的现代性建构常常缠绕着“古今”、“中西”矛盾,它们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引进“西方”和继承传统、保持民族性之间的关系。百年来,语文教育在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实际上走了一条渐趋“西化”、疏离传统、淡化民族个性的道路,这不利于自身的稳健发展。我们需要立足“关系”思维来妥善处理语文教育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努力化解它们之间的矛盾。     

伽达默尔与列奥·施特劳斯之争

伽达默尔与列奥·施特劳斯之争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由于公开程度有限,虽较少被人们提及,但实际上是当代解释学史上的一次重要争论。文章首先描述了伽达默尔与列奥·施特劳斯之争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接着分析了三封信以及《解释学与历史主义》所蕴含两人的主要争论点,最后揭示了伽达默尔与列奥·施特劳斯之争的重大意义。     

中西之别还是古今之异——“本土化”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可能陷阱

不少研究者一味以“本土化”为“铁理”来标举自我的成果或评判他人的研究,这有可能将其自身掉进误以“古今之异”为“中西之别”的陷阱。与此同时,其内心深处可能还坚守着另一种观念,即认定中西之间、我他之间不可理喻、不可沟通、不可公约;而这又使其身陷一个自设的困境,也就是惠施“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逻辑矛盾。当今世界,更为可取的价值选择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非与种族主义针锋相对、因而也与之一样登峰造极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文化不相通论。对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忧心,可藉由“内在于我们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为媒介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从“代替型”政治到“代表型”政治——政治宽容之发生的写意分析

哲学方法可以分为写实和写意两种方法,本文从写意方法出发探讨了“代替型”政治与“代表型”政治的权力来源、合法性基础、权力运行机制以及二者与政治宽容的关系,并分析了从“代替型”政治到“代表型”政治转化过程中政治宽容产生的条件以及可能出现的反复。     

“诗与哲学之争”和文学理论

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放置在"诗与哲学之争"的古老语境之中进行审视可以澄清其诗性精神的基本立足点。早期形式主义者通过"做减法"的思路,既想在哲学与科学的层面上证明"诗"的价值,又想强调"诗"不可逻辑化的本质特性,进而遭遇失败。解构主义和文化政治学采取"做加法"的姿态用文学手段反过来入侵哲学领域,强调"新颖有趣"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来自传统意见的强有力反驳,同时也要承担在范式更新和跨学科的时尚活动中的各种责任与风险。当代文学理论中将存在着"自主的诗"与"从属的诗"两种意见的争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与哲学之争"将不会终结。     

从“救国”哲学到“兴国”哲学——面向21世纪中国哲学刍议

从“救国”哲学到“兴国”哲学——面向２１世纪中国哲学刍议王炯华关键词“救国”哲学“兴国”哲学作者王炯华，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即将过去的２０世纪，是人类历史长足进步的世纪，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世纪。辛亥革命结束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帝制；五四新文化启...     

从理论宣传角度审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

20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早已尘埃落定,但它所警告的教条主义空谈理论的危险并没有随之消失。＂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出的宣传＂主义＂和＂学理＂的方法,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宣传仍有很大启发。     

试论老子“无为而为”与“不争之争”的人生进取观

综观老子《道德经》,可以看出其人生观蕴含着丰富的处世智慧。具体表现有：无为而为、和光同尘、贵柔守弱、谦下不先、不争之争等。本文就其“无为而为”与“不争之争”作简单探讨。以更好地理解老子独特的人生进取观。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南曲文人化历程中的“汤沈之争”

在南曲文人化过程中出现的汤沈之争,聚讼的焦点在于曲这一文体的本质属性是音乐性还是文学性的问题。这代表着文人曲家已经将曲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来确立其不同于传统诗文词的特征。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文人曲家更强调曲体的文学性,以沈璟为首的则更强调音乐性,最终达成了合之双美的结论。     

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笔谈）——“和谐”思想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

学术界关于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形成了许多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是立足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现实国情,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无疑受到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历史文化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为此,我们组织这组笔谈,从不同角度阐述从传统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中西“对话”思想之对话

阐述了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的“对话”思想,认为无论是以问“道”为旨归、以“和”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式对话,还是以“理念”为归依、强调差异和平等的苏格拉底式对话,都显示出了一种“思在合一”的智性的求索精神。这种“对话”建立在人类共通性的理论预设及超越二元对立论的开放式思维基础之上,体现出了提倡平等、和谐共处的人学精神及尊重差别、包容互通的研究意识。     

“他”的古今意义用法略探

“他”字从先秦延用至今,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不定代词到第三人称代词,从旁指用法到虚指用法的变迁。在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都对“他”的各式用法做出了切实的记录。到今天,无论是“他”作不定代词、第三人称代的词用法还是其虚指用法,都在文学作品或日常对话中延续着。     

关于“中西体用”之争中的两种观点：—浅谈“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100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种观点。“中体西用”具有保守的特征，但重视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民族现代化的多元化发展；“全盘西化”重视时代性，主张世界发展的趋同论， 但否认了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实质上是单一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两种观点都有局限性，但也有值得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