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

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在治理中的运用.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通过对参与式治理的全面考察,认为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的实践本质也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     

社会组织的发展: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

当前,社会组织在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俨然成为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组织自身价值的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创新、公共治理制度设计的需要以及时代发展、历史的选择,社会组织的发展不断推动着地方政府治理的创新。同时,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产生了更适宜的土壤、形成了良好机制、建立了理性发展的法制化保障、促进了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比翼双飞。基于此,社会组织的发展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机理,必将会有一个光明前景。     

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意涵、问题及对策

民族自治地方基层社会是我国整个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管理是否能够得到加强和创新,这影响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整个社会的管理效果和治理成败,因此,加强和创新民族自治地方基层社会管理的意义重大。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自治地方基层社会的经济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基层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繁荣昌盛的内容之一,但是,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也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不利于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全方位发展,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等诸多方面还比较薄弱。本文依据这样的背景下就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进行探索,提出了许多完善其社会管理的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变革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问题,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困扰基层政府的一大难题.本文在阐述历次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变革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提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路和对策.     

社会治理的嬗变:历史、现状与展望

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经历了统治、管理、治理三个阶段。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中顶层推动、多元化的公民诉求、技术进步以及社会治理形势的倒逼为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受传统文化、既得利益集团、传统行政体制和社会组织发展薄弱的制约,当前社会治理实践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的革新动力资源,通过观念更新、体制创新、方式创新,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有效化解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阻力,确立社会治理理念,优化地方政府发展环境。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考察

善治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是社会治理结构转型的需要、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的要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关键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面临诸多实践难题,表现在缺少制度依据、机制不健全、与政府关系未理顺、自身协商能力不足等,需要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的提事、议事、理事、监事等各种机制等。     

转型期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逻辑、实践与优化策略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是理解当代中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主要就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逻辑前提、行动路径、内容与机制等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我们认为,在改革开放土壤中生长和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从一开始就深刻嵌入到教育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并在"国家主导"的框架下,循着"补充式参与"的路径,在参与国家宏观教育决策、地方教育创新和学校治理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治理的语境中,社会组织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本身就构成对教育治理的回应,其本质意义在于建构教育治理话语、型构教育治理格局和增益教育治理效能.从更深层次角度看,这种"回应"也拓展了教育治理的公民视角.为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实践,需要重塑对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治理的认知,推进社会组织内涵建设,创新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依法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论我国地方法治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与实践路径

法治建设不仅包含中央政府对全国法治的顶层设计,还包括地方各级政府的法治构建。由于"地方"的区域性、基层性、自主性和差异性等基本属性,地方法治建设不仅已成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实践性最强、基础性最广、地方自主性发挥空间最大的部分,也已成我国法治建设中可能性最多,差异性最大的部分。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着力点,地方法治社会建设应具充分的发展空间,为此,我们要在符合中共中央作出的我国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的前提下,在维护我国法制统一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重塑地方社会的治理模式,通过法治和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共同运用,实现地方治理权力行使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实现地方治理权力在政府、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重新分配。这种路径的设置不仅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的重要指示精神,也将为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     

公共产品私人供给与政府治理结构的转型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是失灵的,但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和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模式的出现,促进了政府治理结构的有效转型,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雏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变。这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催生出新型的治理方略。     

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与政治逻辑——基于鲁东莱西市D街道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预见性治理”是基层政府超前主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潜在诉求的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从“遇见性治理”转向“预见性治理”,既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也是保持党的人民性底色、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需求。从鲁东地区莱西市D街道办的治理实践切入,展现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及政治逻辑。案例研究显示,基层政府实现“预见性治理”有赖于对“技术为用、科层为体”策略行动的选择。首先,“技术为用”的策略行动为实现“预见性治理”提供了工具性手段,体现了“照看社会”的政治逻辑。基层政府通过技术化的手段为收集潜在民情提供了技术基础,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可及性和覆盖力。其次,“服务社会”构成实现“预见性治理”的价值依归。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通过“科层为体”的策略行动,强化组织内党建和借助区域化党建,拓展和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触角,增强了影响力和渗透力,为其高效动员体制内外力量解决潜在民情、服务群众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抓手。基层政府在实现“预见性治理”的背后彰显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政治逻辑,即“照看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统一。     

社会治理的话语与地方实践：基于“模糊政策”的概念解释

政策弹性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但以往多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理解。本研究尝试将决策与执行作为政策连续过程展开分析,讨论政策所具有的模糊属性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多样性的影响。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过程为例,研究揭示了不同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创新有三种差异极大的实践方式,其根源在于政策话语本身的模糊空间。模糊政策具有特定的治理功能,让地方能够因地制宜调整政策方向,提升组织间合作程度,并提供治理创新空间。借助历史比较,研究也尝试分析社会治理创新作为模糊政策的演进方式及其问题。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明确强调创新对于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如何在新时期以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带动社会治理,就成为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通过对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现状的分析,得出新时期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遇到的问题,主要有:基层党组织思想和组织建设有待完善、发展不平衡以及其他一些影响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因素。对问题的产生进行了结合实际分析,并提出合理的路径与建议。     

农村社会协同治理运行机制的整合创新与逻辑建构

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协同治理的出现是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逻辑,也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如何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制,关键在于治理主体彼此间的行为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即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它包括基层党组织领导机制、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衔接与互动机制、民主议事决策机制、自治组织培育机制、民主监督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探究——以荆门市社会组织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已逐渐被认可。荆门市政府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扶持,加强与社会组织协作治理。社会组织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在解决基层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公益服务及加快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果。但社会组织由于受到运行经费少、专业人员缺乏、相关制度不健全及内部管理不规范等因素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因而,要积极探索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     

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以合肥市为例

基于国内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文献,对合肥市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制度环境、创新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激发基层社会组织活力,提升合肥市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政策性建议。     

农村社会治理场域变迁与政府角色转变

基层场域的变迁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诸多挑战。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政府单一主体难以应对社会治理的秩序诉求,市场经济的变革改变了政府的行动逻辑也使得传统管控模式失去依托,弱化了政治嵌入的基础。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弱化,民众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向政府部门传达。政府既要革新行为方式也要创新与基层的互动模式,要通过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让民众通过组织化方式表达合理诉求;要以法治为基础,在政府引导下,培育社会组织、农民个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社区建设中的社会组织作用研究——以上海为例

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使社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和谐社区建设需要着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需要社会组织的全方位参与。社会组织是连结政府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重塑政府体制、社会体制、社区治理体制的关键。然而,我国社区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着培育不够、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如何加快社会组织发展,促进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各个地方社区建设探索的重点。本文针对这一问题,选取上海这个特大城市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从构建政府与社会新关系的角度,聚焦上海近年来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发现社区建设中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挥作用的情况,往往与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亦即发展水平越高,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越充分,其作用发挥越明显。为了让社区建设中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遵循社区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内在规律,应将依法行政与民生需求有机统一起来,创新服务管理模式,构建政社分工合作新体制。各级主管部门要对社会组织"放心、放手、放宽",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加强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和公信力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协同作用。     

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违建现象的整治逻辑

如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当下的一个基础性命题,各地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但很难有一个普适性治理模式。从社会治理视角出发,结合结构主义理论,以上海S村违法建筑综合整治为个案,尝试建构一个城乡结合部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通过文本梳理和田野调查发现,治理模式的选择决定于治理的结构基础和治理环境。为了真实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要因时因地制宜,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联动的整体社会治理模式,治理主体轮流置换,破除条块区隔,赋权增能;治理客体双重建构,重塑城乡一体生产生活空间;治理机制联动安排,政府保障政策产出,市场提供资本供给,社会提升自治水平,构建能够真正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共同体是遵从治理规律的应然途径。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症结与出路

政府部门往往将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办事无腿",其实,根本问题是城乡社区职能的错位。根据法律规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办理自治事务",其次才是"协助处理政务";实际情况是,村委会和居委会甚至因"政务缠身"而无暇办理自治事务,且许多地方在社区建设中所推行的举措还在加剧这一问题。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根本出路在于理顺基层自治组织"办理自治事务"与"协助处理政务"的关系,使政府自身成为"政务"落实的主体,并由指挥基层的"脑"变为服务基层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