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社会型”新文学史叙述形态论

"社会型"文学史叙述是初期新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形态,它在文学史叙述中多用时代、社会等外在因素阐释新文学的历史,文学史叙述形态多采用"编年体"文学史叙述模式;相对于"文体型"文学史叙述而言,"社会型"文学史叙述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这易造成文学独立性、审美性的丧失,使文学史叙述失去客观、真实而走上偏狭之路。     

中国与朝鲜: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比较

中、朝近现代文学的起点与时期,通常以历史事件来划分,近年中国学术界有所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编述经历了较为自由———逐渐政治化———个性化、多样化的曲折道路,朝鲜现代文学的编述经历了从客观性到主体性的转变。中国的开放带来万千气象,朝鲜也呈现出重写社会主义文学史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朦胧诗”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朦胧诗"变换着不同的角色,变更着不同的地位,显示着不同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朦胧诗"越来越为大众读者、学者、文学评论家所接受。"朦胧诗"经典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学界对于"朦胧诗"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冷漠保守,90年代逐渐热情,直到21世纪对其研究才呈欣欣向荣之势。文学史是"朦胧诗"经典化过程的关键环节,在"朦胧诗"经典化的过程中,文学史的叙述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时间机制

文化时间是基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立体时间观,它将中国现代文学放在民族和人类精神整体之中加以考察,可以有效超越现代文学的时代性、政治性和现实意域,克服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叙述的片面性,从而揭示出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人性价值,这是一种具有历史科学性质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时间机制。     

《平凡的世界》的文学史叙述问题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自问世以来,在受到读者欢迎与好评的同时,却未受到文学史的重视。就当代文学史写作而言,文学史家的史学观念、文学思潮以及文学史写作中的主观性都会影响到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叙述;就作家及小说而言,作家自身的写作策略和文学观念、作品自身的局限性也影响其在文学史中所处的地位。     

文学史叙述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

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迥然有异。而作为一种复杂而真实的文学史存在,对十七年文学任何形式的体制性批评或许都是片面的。今天的我们更应该重返历史现场,建构对于十七年文学较为客观公正的整体认知。     

《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野草》作为鲁迅内涵最复杂、丰富的作品,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大都以相当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解读。1930年代以来各时期的大陆学者对《野草》的解读凸显出不同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个时代的文学史塑造出的鲁迅形象;而海外学者以其新颖的解读视角为文学史叙述带来了世界性的宏大视角。通过梳理各个时代和不同语境下《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能够揭示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解读视角的某些内在规律,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时代语境与文学史叙述——以曹禺的《雷雨》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与时代语境是紧密关联的,文学史叙述重点的变化反映了时代语境的变迁。以文学史对《雷雨》的叙述入手,以点带面,可以探寻文学史叙述的规律与得失。     

以大历史观叙述文学史实——以“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

论文以"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旨在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应该打破既有的叙述逻辑,在全球化、殖民化的大背景下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演变;通过引入"大历史观"增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纵深,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肌理;要有"后视"的历史自觉,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实及其深刻影响,还原文学史的纵深维度。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

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是文学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史,文学史叙述常被文学观念所左右,它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力量,这是造成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历史演变的潜在原因;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常与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决定支配力量,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并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因此,超越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而回归"文学本体",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才是科学合理的文学史叙述。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

经由断代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大体是分为三个十年来进行的,分别以1927和1937年为界,典型的便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笔者研究的40年代在时间范围上和第三个十年大体吻合。     

略谈中国古典小说的诗化叙述

中国是一个抒情诗的国度，闻一多先生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诗歌在2000多年的学史上一直占据正宗地位。就是在宋以后，出现了戏剧和小说，其成就和地位仍然不能与诗歌相比。     

“现代文学史”中“左翼文学”的叙述变迁——“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现代“左翼文学”作为一种与政治密切联系的文学类型,其文学史上的历史评价并没有因为在时间长轴上拉开距离而愈见清晰,而是困于它与建国以来的当代文学交错混沌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种种非历史化的定性。“左翼文学”欲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反映到“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整体理念上,正是一条不断“逼进客观”的行走趋势。     

“历史”与当代文学史教学

如何讲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不仅关乎史的编写,更关乎课堂教学。习惯的当代文学史教学多袭用先验性的历史想象,对文学事实进行归纳总结,让学生接受已被定型化的历史叙述,从而在体系化的知识灌输中丧失了当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指出,应当从概念束缚的解放、时间分期的拆解、历史材料的引入等几个方面,建立学生的问题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使其有能力进入历史的内部,从问题意识出发来理解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时代性。     

文学史的定位与写作——兼评《英国文学简史》

一部好的文学史需要在内容上兼顾文学和历史两方面的内在要求,才能合理地反映文学演变的真实面目。在这种定位的基础上,还需要正确地把握历史叙述和文学评论两者之间的关系。《英国文学简史》成功地处理了上述问题,在历史的叙述中阐明了文学史的意义。在写作上,它也不失文学语言的特色。是一部出色的文学史作品。     

当代文学史的“另类”叙述——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

李洁非从“人”出发,爬梳了文坛上一系列典型人物的人生轨迹,通过一个个貌似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人物,串联起那段特定时期全景式的当代文学号观。同时．他在客观记录人物、事件的前提下,又将个体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文学和当代历史的独到理解。《典型文坛》显然打破了文学研究的体制化规范,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来搭建自己的研究框架,完成了一次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学回访。     

文学史及其书写－－从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诗坛说起

在传统的学史撰写中，由于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对和家、作品、学思潮的评价不尽客观准确，本尝试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作为一个侧面，从历史写作的信度和效度着眼，从审美判断的立场对其作一些新的评价。     

"历史”的多样化叙述--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对话

中国当代学走过了50年的风雨历程,当代学史的写作了到了一个的转型阶段。今天,我们面临的当代学史写作现状是多元与多层的,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其中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当代学史如何选择“经典”本？十七年学应该如何评价？当代学史写作如何回到“学”与“历史”本身？这是摆在每一位当代学研究面前的问题与挑战。     

叙述的诗学：博尔赫斯与西川

叙述是诗人在处理自身经验时不同于抒情诗人的一种言说方式。诗人博尔赫斯与西川用它来呈现故事,塑造人物并记录日常经验。这种叙述方式在两位诗人那里还产生了独特的音乐效果,表现在他们言说的语调、诗句的节奏和诗句的衔接方式上。在对诗体探索上,博尔赫斯认为写诗和散文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他有相当多的诗向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靠拢;而西川仍有意识地对诗歌形式进行探索,创作出了个性鲜明的诗歌文本。     

安乐死：佛老的同一种“宏大叙述”

十九世纪以前的哲学是追求“宏大叙述”的哲学，释氏和老子亦对此聊聊不倦，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佛老发现了人类意识的局限，由此否定了个体和意识，转而研究整体并将整体圣化，释氏崇旨而求善，老子抱一而弃智是其具体表现，佛老追求“宏大叙述”的过程，就是在理想名义下误导人类心灵死亡的过程，不但如此，这一背景已成为邪教滋生的重要手段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