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近代教育与辛亥武昌首义

辛亥武昌起义的主体,是革命化、军事化的湖北近代知识分子。此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各地举行的众多次起义均告失利,湖北武汉的革命党人却取得武昌首义之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武昌首义的主力是湖北新军的革命士兵与部分中下层军官,他们大多是湖北近代教育培育的先进知识分子,整体素质远高于会党。由于张之洞的倾力推动,湖北近代教育的发展遥居全国各地之先。湖北近代教育对武昌起义的重要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证实:其一,辛亥首义前,本地区近代知识分子成立不少革命社团组织,其名称和章程都直接反映近代教育的重大影响;其二,湖北武汉地区民主革命活动新颖多样,染有鲜明的近代教育色彩;其三,革命党人借张之洞兴办新式学堂之机,也创办了数所教育机构直接培育革命知识分子。历史表明,湖北近代教育保证了本地区实业与新军的持续发展,为辛亥武昌首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武昌首义总指挥吴兆麟上将

1991年，陈思远先生在为《武昌首义总指挥吴兆麟上将纪念集》序中开篇写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之大。史有公论。而起义在武昌首先取得胜利。固由于武汉地据形胜，控制华中。故义旗一举而全国响应；亦由于变生仓猝，众推吴兆麟为总指挥，他率军奋战，运筹帷幄，所至有功，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论武昌首义中的黎元洪

由于缺乏领导核心,在“排满”思想的影响下,革命党让位于黎元洪成为一种历史必然。而黎上台后,不仅改变了起义队伍群龙无首的局面,而且获得了各个阶层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使清廷成为孤家寡人。黎在湖北军政府中开始倾向革命,既声明反清又一度与黄兴合作指挥民军保卫首义成果,尤其是在议和谈判中坚持共和立场,基本上代表了武昌革命党的意愿。     

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彭楚藩

彭楚藩(1884—1911)原名家栋，字青云，鄂州市华容凉亭村人，出身县吏之家。少读经史，长充塾师，其问，偶阅《猛回头》、《革命军》等书刊，深受感动，决意投笔从戎，为推翻清朝统治而效力。1906年应募入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十一营左队当兵，因志趣相投，很快就结识了张难先、刘静庵等民主志士，不久即加入日知会，被推为评议。他积极宣传革命，广泛结纳同志，为组织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后刘静庵下狱，楚藩涉嫌被逐出兵营。1911年初夏，楚藩考入湖北宪兵学校，因学术两科俱优，为营官见重，擢正目。不久加入文学社，后进共进会，任两组织的宪兵营代表。     

《湖北学生界》的传播对武昌首义的思想动员

《湖北学生界》作为辛亥革命前由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革命性报刊,与充满革命思想的众多报刊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舆论合力对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思想动员作用。从阅读史的研究视角出发,考察《湖北学生界》稳固的传播机制和以湖北学界、军界为主的读者阅读其文本的阅读行为,探讨《湖北学生界》在读者中产生的思想感化力和动员力,对理解以《湖北学生界》为代表的革命报刊为武昌起义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及《湖北学生界》在辛亥革命报刊史上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种豆得瓜：张之洞治鄂与武昌首义

张之洞长期治理湖北,他所创办的近代实业在客观上为武昌首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他所创办的近代教育在客观上为武昌首义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坚强的骨干力量,所编练的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张之洞确实不自觉地奠定了武昌首义的基础。     

论鄂东人与武昌首义

通过回顾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多视角地透视了鄂东志士的革命活动同武昌首义的爆发两者间的直接关系，认为鄂东志士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从舆论宣传、革命团体组建、组织领导等等方面，为武昌首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得出了如了结论：武昌首义是以鄂东人为最杰出的代表的一大批自命者用血汗铸就的。此说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史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对近三十年来武昌首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拉开这场革命序幕的是武昌首义。近三十年来史学界对此研究成果颇多：在成功原因的研究方面,笔者和主流观点一致,认为湖北革命党人的努力应居首位;在首义的领导问题上,史学界主要存在四种观点,近年持同盟会领导说的论者减少,而持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领导说的论者增多,笔者也认同此说;帝国主义的＂中立＂态度方面,学者多集中于对其原因和影响的分析,笔者则认为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革命党人的外交政策。     

武昌首义第一枪

10月10日早晨,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被清脆嘹亮的起床号惊醒。连夜的策划、操劳,让他疲惫不堪,所以刚才眯了眯眼,睡了一小觉。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本人,在那一天,即将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角色。     

到底是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

武昌首义到底是谁打响了“第一枪”？该文查证了大量史实，并引据武昌首义及有关研究专家、知情者的著述阐明：打响首义第一枪的人物是程正瀛，而非熊秉坤。     

构建律师真实义务与保密义务的平衡点

我国现行立法只是从原则上规定了律师负有保密义务，而且多相互冲突，对保密义务实现的保障制度也没有作出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律师对委托人保密义务的名存实亡，使律师执业陷入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双重困境。该文试从真实义务和保密义务的平衡中阐述适合中国特色律师保密制度构建的法理思考。     

张之洞与武昌起义的关系探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之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积极响应清政府为了维护衰落的封建统治而发布的"变法"命令,开始了震惊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但"新政"的结果却让张之洞始料不及,与他的初衷截然相反:"新政"中近代化教育和编练新军培养出的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最终促使了武昌起义的发生,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出现这个结果,"湖北新政"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张之洞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他的作用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试析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期间的转变

黎元洪是武昌起义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武昌期间,他逐步完成了由一个封建旧军官向革命党人的转变。起义前,一方面,黎元洪的身份和个人利益决定了他的态度是要反对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他接受过新思想,对革命有种自然的同情。起义中,黎元洪对革命毫无信心,他害怕革命一旦失败,自己将会成为罪魁祸首,因此他拒不担当都督一职。而武昌起义以后,鉴于形势向着革命的方向好转,黎元洪对革命的信心增强,决心投身革命,向革命党人转变。     

辛亥武昌首义与武汉城市现代化

武昌首义与武汉城市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武昌首义本身是武汉城市现代化的产物,而其又进一步加速了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开发和充分利用首义历史文化资源,是将武汉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重要途径。     

武昌首义前后民军最高军事统帅的频繁变动及其原因

辛亥革命以武昌首义为标志,而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民军最高军事统帅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但在武昌首义前后的三个多月时间内,民军最高军事统帅频繁变动,先后七易其人,令人目不暇接.我们拟对武昌首义前后民军最高军事统帅的频繁变动进行梳理,对其原因进行探讨,充分肯定民军最高军事统帅在武昌首义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也匡正了以往有关辛亥革命史论著以讹传讹的史事.     

八一起义与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

八一起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又是在新的奋进中开创革命新阶段的标志.江西土地革命的兴起,正是这一起点和标志双重交合的产物.江西成为中共应对危局的重地,江西革命政权的产生,继八一起义而起的江西各地暴动的爆发,革命力量因当局强势压迫而奋起,共同成为江西土地革命兴盛的原因.     

“张五常现象”剖析

2002年年初以来,持续多年的“张五常热”再度升温。张五常向中国民众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妄图将中国改革的走向纳入美国战略需要的轨道,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对此,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综观张五常的许多著述、言论,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忠实地捍卫和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也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我们来看看,张五常这位当代资产阶级学者,是怎样恶毒攻击马克思的。在2002年4月下旬的北京讲演中,张五常说:“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     

"张五常热"解析

(一)“张五常热”与张五常其人国内这几年出现了一股“张五常热”,一些大学请张五常做报告。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张五常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在谈对“张五常热”的看法之前,有必要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张五常其人。张五常,1935年生。曾在广东佛山念书。1948年在香港上学。1955年辍学经商。1957年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攻读经济学,1967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佃农理论》。他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后成为华盛顿大学教授。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主要研究方向是理论经济学的实证工作。自从我国进…     

湘籍志士与辛亥武昌首义

武昌首义的成功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圣果",而是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使然。武昌首义之成功,革命党人发挥了巨大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主要原因。由于湖南与湖北在地理位置上同处大湖南北和长江中游地区,晚清末年同属湖广总督管辖范围,又同受荆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习惯。两湖革命党人在反清革命斗争实践中,长期合作,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毫无疑问,武昌首义的成功自然也记载着湘籍志士的一份劳绩。湘籍志士在首义地点的选择、首义依靠力量的找寻、促成首义之区新军向革命方向转化以及策动各省光复、巩固首义成果等四个方面功勋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