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直接投资与我国装备制造业贸易出口

采用计量方法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与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其能显著地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贸易出口;但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对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出口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存在不同,在58个国家中只对43个国家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其余国家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有阻碍作用,基于此,提出了有关投资便利化、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及合理选择投资行业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现代化关联性研究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中观层面行业主体的数字化转型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厘清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深入挖掘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异质性特征。得到如下核心研究结论：第一,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第二,数字化转型对于中低技术行业和中高技术行业的影响比较大,而对于低技术行业的产业链现代化影响并不显著。第三,数字化转型对于竞争性行业的产业链现代化影响非常显著,而对于管制性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数字化转型下的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化了中国制度背景和超大规模市场背景下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学理认知,并为提升产业链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国际产业转移和区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不同的影响。以江苏为例,分别运用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不同影响和作用。研究表明,从地区和行业整体看,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制造业细分行业看,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的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区际产业转移则在地区和行业层面均表现出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明显的推动作用。但从业人员、技术及管理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大小及方向不尽一致,在地区层面上,二者对地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而在行业整体层面,二者则表现出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明显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了科学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推进区际产业转移,加大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推动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等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行业特征与制造业追赶绩效

文章利用我国24个主要的制造业行业2002-2009年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技术创新、行业特征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我国制造业追赶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技术模仿创新对相对自身的制造业追赶绩效影响不明显,对相对跨国公司的制造业追赶绩效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影响效应正好相反;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分布越连续时,能够明显的促进相对自身的制造业追赶绩效,但是未必能够提升相对跨国公司的制造业追赶绩效;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分布越连续时,显著增加了技术模仿创新对制造业追赶绩效的影响,但是没有显著的增加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制造业追赶绩效的影响。     

湖北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评价研究

分析了湖北省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结构特点,建立了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装备制造业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呈逐年上升,但各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并不均衡,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上升最稳定,专用设备制造业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     

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高技术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高技术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2010年至2016年中国大陆省级地区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方法,分析和比较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不同行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在不同行业中发挥作用存在差异,医药制造行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中政府支持对创新效率影响并不显著;（2）政府对高技术行业支持存在两面性,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且对于后者创新能力的长期培育有助于改善政府支持的作用。该研究揭示了在科技创新中政府支持的双重影响和行业差异,丰富了相关研究领域成果,并提出优化支持方式、调试支持力度、确立支持定位。     

制造业服务化、知识资本与技术创新

基于技术创新理论与知识资本理论,首先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基于知识资本的中介作用机制,其中将知识资本界定为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新设施资本三个维度,之后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影响机制看,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该影响效应存在着行业异质性;从制造业行业异质性视角看,制造业服务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却是显著的,但影响效应不存在着差异性;从服务要素投入行业异质性视角看,低端服务要素投入对技术创新的服务化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高端服务要素投入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中介作用机制看,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新设施资本是制造业服务化影响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渠道,其中创新设施资本的中介作用效应最大,研发资本的中介作用效应最小。     

FDI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溢出的渠道研究

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并将其分解成技术进步指标与技术效率指标,利用脉冲反应函数和Geweke分解检验分别动态模拟FDI对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两种渠道的影响程度,以及FDI与两者的因果关系,研究表明: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溢出机制主要是通过对技术效率的提升表征出来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高技术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的复合协同系统创新研究

本文构建了高技术制造业和科技服务业的复合协同系统,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阐述了该系统的创新机制并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9-2016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两产业的创新协同度进行测度,同时测算高技术制造业内部各子行业与科技服务业的创新协同度。结果表明,当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子系统和科技服务业创新子系统的有序度处于"初步协调"阶段,但受到创新环境子系统的影响,整体协同度处于"较差协调"阶段;各子行业中,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的创新协同度非常低且发展并不稳定外,其他子行业与科技服务业的创新协同度能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促进两产业复合协同系统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融入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

    中国制造业通过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快速发展,但是仍然依赖国外中间品与零部件的大量投入,被长期锁定在加工装配环节,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存在“虚高”现象。因此融入全球价值链与真实出口技术水平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论文采用WIOD2000—2014年连续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基于改进的国内增加值出口复杂度指标来度量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对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人力资本和制造业缺乏有机结合,可能存在“资源竞争”。细分行业要素密集度分析,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随价值链嵌入程度提升,而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论文从“多极化”发展、有机结合人力资本、摆脱路径依赖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双向FDI的环境效应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两者简称“双向FDI”）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和母国双重身份的现状,以1995—2015年双向FDI和污染物排放的时序数据为样本,使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中国双向FDI与环境三者的关系。结果显示：①短期内,IFDI能促进环境质量的提升,OFDI则对环境改善体现为抑制效应,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正向;②长期内,IFDI抑制了环境质量的持续提升,而OFDI则有显著的推动环境改善效应,双向FDI的综合环境效应为负向;③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环境质量的变化,IFDI对环境的冲击影响为负向,而OFDI对环境的冲击影响为正向。④区分劳动资源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双向FDI在短期和长期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效应。新时代下,厘清双向FDI与环境的关系对中国深化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制定“为我所用”的国际投资政策、协同“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实现可持续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FDI溢出效应、技术缺口与工业发展——基于我国汽车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4-2005年面板数据,从FDI企业角度全面实证中国汽车产业FDI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企业的确对中国汽车产业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当然进入中国汽车产业的FDI也不是理想的,其具有挤出效应的一面.同时,FDI企业的溢出效应与技术缺口有较大的关系,FDI企业对技术缺口较大的改装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对技术缺口适中的整车制造业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对技术缺口最小的零件制造业的技术产生挤出效应.本文认为"市场换技术"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的且不可少的过程.     

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为何偏低:FDI的视角

本文从FDI的视角解释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偏低的原因,发现高技术产业FDI比重很大,而且FDI研发投入明显低于内资企业,这当然拉低了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整体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FDI的研发投入水平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特征,即技术水平越高,相对于内资企业的技术势差越大,则研发投入水平越低。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减少对FDI的过度依赖,着力培育本土高技术企业,并策略性地引进FDI,才是发展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正确策略。     

我国制造企业与物流企业联动的物流交易模式分析——基于FDI型物流企业

基于FDI型物流企业研究了全球供应链主导和关键环节主控两种物流交易模式,并给出其优势分析,探讨了两种物流交易模式的实施影响因素,得出FDI型物流企业所有权优势、制造业内部化优势、FDI型物流企业投资力度和交易融合度是影响物流交易模式实施的关键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性、异质性和有效性--对江苏省3570家外资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江苏省3570家制造业外资企业为对象,分析了区位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选址的一般性影响,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中的异质性,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趋于流向经济规模大、城市化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成本低廉、市场发育完善、政策优惠、外资集聚程度高的地区。竞争力弱的外资偏爱劳动力成本低廉、优惠政策较多、集聚程度高的地区。从总体上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一致性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浙江省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89—2010年浙江省统计资料中GDP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运用变量的平稳性(ADF)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FDI与浙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FDI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而浙江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吸引FDI的原因,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浙江经济增长提出了科学的对策建议。     

政府财政干预门槛、异质性FDI与区域创新能力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东道国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创新行为导致的市场失灵为政府对创新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本文利用2001—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资源导向型FDI、效率导向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三种类型探讨异质性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将政府财政干预纳入研究框架中,深入研究异质性FDI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政府财政干预门槛效应。结论表明：异质性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三种类型FDI都存在政府财政干预的单门槛效应,且当政府干预程度跨越门槛值,各类型FDI 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越来越显著;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因素下,异质性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同。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各地区政府财政干预程度,平衡引资结构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FDI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分布差异与投资区位选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本文以挖掘FDI区域分布绩效的差异性为目标，引入评价要素的时滞效应，构建动态Malmquist模型，以中国省域为例，从能源、人力、物力、开放度四个方面，深入剖析FDI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分布差异。继而，基于多维尺度可视化分析，将绩效结果解析为代表纯技术、规模效应兼顾的硬实力和代表创新效应的软实力，分阶段评析FDI区位选择的侧重维度。研究发现，FDI区域分布的差异性通过各分解效率指标得以清晰反映；中国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侧重维度逐渐向多指数共同提升的FDI巧实力转型。此外，注重“一带一路”等政策红利的长效发力，结合本地要素因地制宜，是增强FDI投资区位选择优势的关键。     

FDI多参数溢出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仿真

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增长率、知识溢出、技术吸收能力以及技术差距等参数,建立了三部门FD I多参数溢出效应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各种经济因素对FD I溢出效应的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系统的动态转移过程。研究表明:外商人力资本增长率高于东道国人力资本增长率时,FD I的引入才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只有在此种情况下,知识溢出才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反之,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吸收能力和技术差距对稳态增长率不产生影响,但在动态转移过程中,经济增长率随吸收能力的提高而提高,而经济增长率随技术差距的扩大而降低。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当前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服务业。对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其中包括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决定因素、经济效应及各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状况等方面，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