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的由来和发展

当今美国的中国学不是哪一天突然崛起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此之前,在欧洲,已有较长一段发展的历史了。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都是欧洲汉学家的颇有成就的代表。法国一度是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心。欧洲汉学的发生,有一定的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目的。诚如有学者说,“毋庸讳言,西方‘汉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当时,西方国家为了了解这个东方大国,开展了以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内容的研究和     

汉学心态:林语堂文化思想透视

本文认为，林语堂后期文化思想的基本立场是以西方汉学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汉学心态的制约下，林语堂的文化现和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体认西方知识系统的明显倾向。林语堂的汉学思维打上了近代以来西方霸权话语的显明烙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的深刻印证。     

京都学派东洋史分期问题再认识与批判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以及古代社会的性质,例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以及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历来在史学界争论不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学界有过学术论战,以“三论五说”最具影响力。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冲击同时,中国史学界也希望将中国史融入世界史领域,与世界史研究相接轨。在以中国为本位东洋史领域,京都学派无疑观点新颖,成果丰硕。但西方和日本汉学研究者对中国史论述时往往带有其政治目的或解读有误,为了避免这些漏洞,我们在对海外汉学进行批判认识后需要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汉学研究的知性无意识

在汉学研究中,从事研究的学者既有中国人亦有西方人。因此,汉学研究所涉及的学术政治虽然没有东方主义那么强烈,却显得多姿多彩,纷繁复杂。近年来的一些汉学研究的争论个案向我们生动地表明:学者的族群因素对汉学领域学者的心态产生了知性方面的影响,甚至会演化成带有族群色彩的学术政治,并对学术观念和研究范式的使用产生相当的影响。由于置生于身份政治的学者很少有人能清醒意识到或愿意承认是族群身份在作祟,这种影响学术的心态可被称为"族群无意识"或"知性无意识"。     

关于“汉学主义”之辨

萨义德的《东方学》在中国出版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将这种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于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并提出了"汉学主义"的概念,认为西方汉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再是一种客观知识。文章在介绍了"汉学主义"的观点后,对中西学术界的"汉学"的概念做了厘清,并对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汉学主义在理论上的问题做了分析和研究。     

汉语的国际传播:历史与当代

汉语国际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和近现代时期,主要是西方人主动来华学习,为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现今,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开始主动向世界传播汉语,介绍中国文化,并正在努力建设一支专业的汉语国际推广人才队伍。与西方汉学研究不同的是,中国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热爱和平的历史传统,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能量。     

读书明理：朱熹读书观刍议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在大、中、小学教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最近,据报载,各地又出现了一些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文本的儿童诵读工程。经历了西方现代文明洗礼的现代人,在心态上已和古代知识分子有了“代沟”,很难再像古代士人那样,把经典当作不容随便质疑的圣言。那么,     

漫话《(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

早就听说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极其丰富,并有《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提供园地以供发表古代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1987年,该馆又把1980年筹办的“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正式改名为“汉学研究中心”,中心出有期刊4种:《汉学研究通讯》(季刊)、     

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实证论与经院派学者——日本中国学家狩野直喜·武内义雄·青木正儿研究

日本近代中国学,是指在近代文化运动中从世界文化的研究中独立而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近代性研究,它并不是明治时代之前的传统的“汉学”的自然的衍生.由于构成近代中国学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基础与传统“汉学”已经有了重大的差异,尽管它们都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作为一门近代性的学术,它在学术观念与方法论上,都与“汉学”不同,有其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实际上,日本近代中国学与传统“汉学”之间,是以前者否定后者的形式互相联结在一起的.     

汉学的由来

19世纪以来。研究中国的学问在西方称“汉学”（Sinology）。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改说“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今天中国大陆又有“中华学”的说法。凡是古文明而今天已经消失或者衰落了的．在欧美都有一门综合研究的学问。     

为己之学：狄百瑞的自由教育观

作为美国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狄百瑞对新儒家思想价值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抨击了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西方汉学研究环境,指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由成分。狄百瑞一生学术严谨,著作等身,本文以《中国的自由传统》和《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并从四个方面——学以为己、克己复礼、修己治人、平民教育——阐释了狄百瑞对朱熹教育思想"为己之学"的西方解读。这四个方面与西方人文思想上的自由教育相似相通,构建出一幅层次丰富的中国古代自由教育的图景。本文通过梳理阐释狄百瑞的自由教育观,试图消解外界对儒家的误解,展开中西文化的交流对话。     

费正清与中国学研究

费正清是公认的中国学创始人,也是“西方中国学之父”。他打破了美国传统汉学的模式,研究近现代的中国,从而确立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通过费正清的学术历程、中国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学领域所作的贡献,可透视费正清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军人物的非凡地位。     

中国译论构建的汉学主义视角

汉学主义是知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它普遍存在于知识生产的各个领域。中国译论的构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行为自然也难逃其影响。对西方译论的盲目崇拜和对古代译论的追捧是汉学主义在中国译论构建中的主要体现。这两种行为一时间给中国译论的构建带来了虚假的繁荣,但是从长远而言,这种繁荣无法持续,并将彻底消解中国译论。因此,在中国译论构建中解构汉学主义势在必行。基于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中国译论构建的有效途径。     

汉学世界化进程简论

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汉学世界化进程可分五个阶段:"国学"走出国门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传播,汉学世界化起步;16～17世纪之交,以儒学为核心的"东学西渐"标示汉学世界化进入中古期;19世纪中叶英国传教士东来翻译中国典籍和设立汉学讲座标志汉学世界化进程进入近代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研究中国学术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汉学世界化进程进入现代期;"孔子学院"遍及各大洲,汉学世界化进程加速,进入当代期.     

论近现代时期关于墨家“类”范畴的研究

“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20世纪初,借助西方传统逻辑的理论与方法,近代学者开始系统研究以墨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的类范畴.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日趋全面和深入,出现了一大批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专门成果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墨家“类”范畴.本文从“类”范畴研究的基础、方法、内容等方面人手,分为四个方面来探讨近现代时期关于“类”范畴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宇文所安文本细读方法初探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和解读是从西方自身的文化语境出发的,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其中对宇文所安治学研究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理论是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宇文所安治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实践独树一帜,既有对英美新批评文本细读方法继承的一面,也有对其超越的一面.对宇文所安汉学研究方法的探索,有助于弥补国内学者研究视角的不足,扩大研究的视野,由此在中西方异质文化的宏大视野背景下,互识、互补、互证,共同探讨、阐释中国古代诗学.     

顾明栋“汉学主义”之商榷

西方汉学一直面临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责难,最近在对西方汉学的知识谱系进行反思之时,美籍华裔学者顾明栋认为,西方的诸如东方主义等后殖民理论,并不能有效地揭橥西方汉学在研究中国时所隐含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偏见根源。顾明栋提出应以汉学主义代替东方主义,但汉学主义由于仍然纠结于中西的二元话语,而未能走向一种面对中西共同的现代性危机之...     

理雅各西传“四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9世纪英人理雅各将“四书”译为英文,传播到欧洲.时至今日,其译本依然被西方汉学界奉为圭臬.文章重在梳理国内外学人对理雅各译介“四书”的研究状况,以期对英国汉学的系统研究有所助益.     

“华夏文明优越”：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羁绊

古代中国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封建文化的发达和综合国力的强盛,导致“夷夏之辨”和“中央大国”心态的形成。这种心态认为华夏文明优越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这种自以为最为优越的文化在明清时期使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顽固地抵制西方先进文化,认为西方文明不过是一些令人不屑的雕虫小技,中华“泱泱大国,的圣典——孔盂之道才是万古不易、无往不克、教化万方的精髓,外国的文明师承中国。中国只能用自己的文化去改造西方文化,而断无向西方学习之理。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时期,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仍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可偏废”的原则,在完全肯定和保护本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把社盒改革停留在器械、工艺的层面上,不主张使中国文化一步步地走向近代化。这种心态导致了自大和僵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并直接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英美译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综述

英美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活动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西方汉学中心由欧洲转到美国,汉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也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英美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英美文学领域都对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