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1978-1985）通俗文学兴起现象重析

通过对1978-1983年间期刊出版、整顿情况的简单梳理,说明当时通俗文学的期刊载体主要是群众性文艺期刊、科普期刊和法制报刊。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觉醒,以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为时髦、致力于文学＂专业＂化方向,导致文学创作与普通群众的阅读审美差距越来越大,这倒为通俗文学创作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民间文学＂等古籍整理、外国大众文学创作的译介及出版界的倡导,为通俗文学重返新时期文学场域开辟了传播通道。新故事、传奇文学、法制文学是新时期通俗文学的主要创作样式。     

互动视野与理论构建——评朱志荣《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

今日的学界,关于通俗文学的研究渐成了一门“显学”,但鉴于各方面的条件,目前突出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几部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史上,大多从宏观上来探索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历程以及自身的特点兼涉通俗文学的若干优秀作家与作品,以及某些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而从理论上来探索通俗文学的并不多见。朱志荣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     

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严肃文学走向

面对九十年代以来严肃文学被大众文化,通俗文学挤占生存空间的严峻现实,不少人忧心忡忡,倍感失落。严肃文学作家不必怨天尤人,不能惶惑迷乱,他们必须克服“唯我独尊”的孤高心理在多元互补的文化格局中寻求与通俗文学合流、与大众传媒牵手的契机与良策。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通俗文学合法性的寻求——论《万象》的“通俗文学运动”

陈蝶衣将《万象》与“鸳鸯蝴蝶派”做区分是通俗文学合法性寻求的必然举措。“通俗文学运动”在通俗文学的定义、内容、形式、功能与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建立了通俗文学的理论基础。长篇通俗小说、历史题材短篇小说以及女性作者的新文艺小说是《万象》“通俗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万象》对通俗文学“合法性”的寻求反映了沦陷时期通俗文人的文学想象。经由此举,通俗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一定认同。     

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将改变文学史的整体格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又重回读者的视野,并进而登上了大学的讲堂,成为文学史家研究的对象。苏州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重要发源地,而苏州大学则是当今研究通俗文学的大本营之一。这一研究团队提出了知识精英文学与大众通俗文学应该“双翼齐飞”的文学史观,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而通俗文学要入史,还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否要‘‘向前位移’’;二是如何就中国现代文学史“双翼齐飞”的整体格局达成基本的共识。     

独具特色的现代通俗文学出版平台——论大东书局的通俗文学期刊出版

成立于1916年的大东书局,顺应时代潮流,秉承“时尚叙事”的编辑理念,大力启用知名通俗文学作家,并将通俗文学期刊分门别类,进行专题出版,其通俗文学期刊出版独具特色,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通俗文学的创作与接受。     

论"《紫罗兰》时尚叙事"的亚意识形态

本文通过对三十年代通俗文学期刊《紫罗兰》所特有的“时尚叙事“风格和“《紫罗兰》日常阅读“消费特性的审视,提出了《紫罗兰》在传播现代性价值观念上对读者所产生的亚意识形态作用,并以文学与商品、空间建设与生活政治为具体内容,阐述了《紫罗兰》亚意识形态效应的形成和内涵.     

论多向度文学批评标准

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拿它来评价今天的文学现象就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应建立多向度的文学批评标准。历史的观点要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文学作品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生命的自由意识可以从“生”与“爱”两大主题方面去考察,而通俗文学消遣娱人、养身怡性的功能是“雅文学”所不能替代的。     

浅议通俗文学的特质

通俗文学以其独特的品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无庸置疑的地位。近几年来,文学界围绕通俗文学所进行的论争,使不少人对原本熟悉的这一文学类属产生了某种迷惘与困惑。街头地摊上曾一度泛滥过的俗得令人生厌的所谓“文学”,使通俗文学身价倍跌,也因此而遭到普遍的针砭与指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许多流行的为人们所推崇的通俗文学作品及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古典名著如《三国》、《水浒》、《西游记》乃至《红楼梦》,谁又不能将它们排斥于通俗文学的范围之外。于是,有人提出:通俗文学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确定、随意性很强的文学概念,对它的理解容易造成概念确认上的错位,以致造成通俗文学研究上歧说纷     

文学主题学贯彻于古代文学教学的尝试

中国古代文学,也可以用国别文学主题学的视野来解读,首先,是“提出问题”的原则,是展示与揭示结合的原则,背诵熟读与理论思辨训练并重的原则。由点及面的联想性,是具体操作时的核心思路。具体讲授时可以前带后、以后证前、以今证古、前后贯通,旁及文化,并将文学与文献学等结合贯通,与随后即将开设的“研究型”接轨。应改变文学史课时分配上的各段“平均主义”倾向,以期详前略后,向通俗文学适当倾斜与渗透。此外,高校教学离不开研究和前沿学术动态的把握。     

1943年登上文坛的赵树理和张爱玲

越树理和张爱玲在1943年几乎同时登上文坛。从两人的写作策略、作品问世的过程和面对各界不同的反应所持的态度三个方面来比较两人的成名过程,可以见出：他们的出现显示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使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四十年代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商埠文化与通俗文学

<正> 这些年最时髦的人物是那些身高体壮、西装革履,囊资丰厚,常常出没于舞厅饭馆的“倒爷”;这些年最畅销的图书是那些言情武打、侦被公安、印制粗糙,常常出现于个体书摊的“通俗文学”。正如“倒爷”们的文化水平、举止风度可以用“低俗”来概括一样,通俗文学的名目的本身就标明了它的特征。可以说,“倒爷”与“通俗文学”的“俗”,正是一种代表着俗文化观念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当“倒爷”伴随着商品经济“放活”而出现时,通俗文学也已经作为商品经济时代的一种商品形式出现了。正是这样,我认为,商埠意识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通俗文学是商埠文化意识在文学领域的特殊表现,是商埠文化的应运产物。     

“通俗文学”:概念界说的不确定与判断取向的游移

“通俗文学”概念并不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因为其概念语义与实际涵容对象不符;它虽是针对“纯文学”而提出,而事实上要在文学中特别分一些“纯”文学则相当困难。因此,造成了关于“通俗文学”论争的错位——对象确认上的错位和评判价值尺度的错位。中国传统的所谓俗文学实际是指“民间文学”和“市民文学”,有着独特的文化属性,而目前的“通俗文学”则缺乏这种可构成范畴界说的条件,实际是专指流行于书摊的言情、凶杀、武打、侦探之类的小说,其读者文化层次较低。在“通俗文学”概念的使用和有关理论的阐发中,存在着与文学现象的脱节和悖谬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情节小说、情绪小说和性格小说的新概念。     

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

以“通俗”起家的文学巨树，分成俗文学与雅文学两个枝杈，俗文学经流变发展形成四大子系；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文学及现代化音像传媒中属于大众通俗文艺的部分。要将雅俗文学作精确的分界是很难的。我们认为，在古代可定义它们为“雅文学”与“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段中，则可定义为“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目前，因循文化市场的规律，两个文学分支渐有靠拢的趋向，甚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适俗”但不“媚俗”。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很大的收益。     

浅论郭沫若通俗文学观的嬗变

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大力加以提倡。但在此之前,郭沫若对于通俗文学的观念却与之截然不同。本文通过考察郭沫若从起初对通俗文学的排斥,到大力提倡文学的通俗化,来剖析郭沫若通俗文学观的嬗变。     

雅俗对照,多维建构: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艺术论》

长期以来．通俗文学一直被放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版图之外。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社会思潮的开放．通俗文学逐渐被一些有识之士所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研究界日渐成为一门“显学”。不仅有专业的断代通俗文学史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也有大量研究通俗文化的文章发表。这些著作和研究文章多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古今转型．以及各个历史阶段优秀作家作品和相关文学现象的评论,     

通俗文学: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三种现象之一

90年代中国文学“危机论”是由于没有领域意识。通俗文学的崛起乃文学审美愉悦功能的回归，且在90年代呈现出新的气象。但正确引导是通俗文学繁荣的保证。     

文艺创作随想

一、通俗文学的大敌是庸俗化近年来,我国文坛上出现了“通俗文学热”.通俗文学作品大量涌现,通俗文学书刊数量激增,其发行量之大为前所未有.一些“纯文学”的知名作家也开始从事通俗文学创作,一些大报刊也采取了增小报、出小刊的办法,企图“以小养大”,以俗(文学)     

政治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论针对1930年代中国武侠小说的批评热潮

针对1930年代中周武侠小说的激烈批评,其实质是新文学阵营对通俗文学的“政治压倒审美”式批判,动因是新文学对通俗文学读者群的争夺,引出了新文学必须善用现代传媒、实现文学大众化的重要课题。在政治功利与审美追求、“社会影响”与“品格操守”的二律背反中,瞿秋白结合苏俄普罗文学经验,提出了政治化与大众化并举的新思路,旨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学。中国武侠小说在“反武侠”动力机制的作用下,积极调整,不断前进,批评是永葆其活力的悖论式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