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墓志释文补正

20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对确定隋炀帝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了四种墓志释文,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论述。本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个字,应该是"戊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该是"异","永异"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两字为"炀(帝)";第十一列第四、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了新的墓志释文,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李殿林墓志考释

李殿林为清季重臣,历仕同治、光绪、宣统三朝。通过对新近出土李殿林墓志的考释,可以借此厘清清末中央政制变革及政局演变的发展脉络:首先,李殿林主江苏学政时,曾极力推行书院改学堂之事,但因改制而造成的经费困窘,亦可折射出清季朝廷推行教育新政之艰;其次,作为汉人的李殿林,曾以裁缺吏部左侍郎的身份获授历为满族王公把持的八旗都统一职的遭遇,正反映了清季朝廷迫于舆论压力化除"满汉畛域"的欺骗性;再次,身为吏部尚书的李殿林,曾为了仕途延续,与以奕劻为代表的庆亲王府势力联手,为保住深陷贪腐丑闻的吏部,不惜与掌权伊始便致力于吏部裁撤行动的摄政王载沣对抗,其中又因朝中重臣鹿传霖的卷入,令事态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唐张献甫墓志考

张献甫是唐德宗时期的著名将领,与其伯父张守珪和堂兄张献诚、张献恭,并称"父子兄弟一门四将"。其活动的时代背景,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而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时期。张献甫与其妻崔氏的合葬墓发现时虽遭破坏,但两合墓志保存完好,对于研究张献甫及其妻崔氏的家世、祖茔及两唐书相关史传的真实性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张献甫墓志记载了唐代开元后期至贞元时期的重要史事、张献甫个人及其家族的历史等,对于研究以张献甫家族为代表的唐代武将群体具有重要价值;崔氏墓志主要记载了其家族世系,为研究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及陇西李氏等士族大姓婚姻集团等提供了新资料。本文主要通过对墓志文本的释读,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初步探讨了张献甫的家世、生平事迹、葬地等相关问题。     

隋观德王杨雄及夫人王妃墓志

隋观德王杨雄墓志详细记述了杨雄的生平历官,补充了《北史》、《隋书》杨雄传之不足。对杨氏世系的记载与史籍相关记载完全相同,也与新见杨绍墓志所载一致,从而表明杨绍碑、顺陵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杨氏世系中"国"与"绍"之间添加一代"定"是错误的。杨雄长子杨恭仁墓志对其世系记载也存在重大失误,杨绍碑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长孙淑信及王媛华墓志提供了史书缺载的杨雄婚姻资料,杨恭仁为长孙淑信所生。杨雄墓志是已出土隋志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者,保存完好,书法优美,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根据清毕沅记述杨雄墓所在位置,推断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潼关县税村发掘的隋代王级大型壁画墓即是杨雄夫妇合葬墓。     

收藏《郗璇墓志》

继2006年3月,流失海外达1300多年的王羲之手迹《丧乱帖》首次"回国省亲"之后,"书圣"夫人郗璇的一块墓碑又回到绍兴,同时回来的,还有一段长达1600多年的历史和记忆。因为痴迷收藏碑帖等文物,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其中北京是除绍兴之外的最重要的根据地,几乎每年都要去很多趟。郗璇墓碑就是在北京的意外收获。早在2003年我就听说有块好碑流到了北京,但真正看到是在2005年的上半年。有一次,我去北京的一个大型旧货市     

墓志的语言学阐释

墓志是碑文的一种,指刻于墓碑的文章(包括埋于地下的墓志铭和立于地上的墓表文),主要用来记叙死者的生平和家世.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墓志>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改迁."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墓志起源于汉代,东汉蔡邕是第一个大量撰写墓志的名家,唐代的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韩愈等也都写过为数不少的墓志,而尤以韩愈为最.现在学术界较通用的墓志辑本有<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但是,大量墓志的出土与编纂,除了史学界较为注意外,其他学科似乎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这是很让人遗憾的.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第一部从语言学角度对墓志进行研究的专著--<中古墓志词语研究>,通读之余,觉得有必要介绍给学界.     

《陇西李氏墓志》考

此志原题"唐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孙公亡妻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原藏河南千唐志斋。见于《千唐志斋藏志》第1205页,著录年代不详,仅书"乙亥年七月廿五日"。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收录了此志释文,编号为大中095,第2323页,残志017重出。则具体年代可知为"大中乙亥年七月廿五日",即855年。又可据志文撰者孙纾之名,查《唐代墓志汇编》索引,知其主要活动年代便在大中年间,故可证855年当无误。     

河南安阳出土北齐刘通墓志考释

2007年11月17日,河南省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巡视过程中,于第七标段安阳县洪河屯乡上柏树村东南地,发现一座北齐武平三年(572年)大型砖室墓,出土少量器物及墓志一合。志主刘通,唐李百药《北齐书》、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多见记载,其人身兼文武之能,一生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是当时较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墓志详述其人生平,可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略。而其绘画方面的成就尤为引人瞩目,乃北朝丹青圣手,与杨子华一时瑜亮,因此该墓志的出土,对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无疑亦具有重要价值。另外,史志之间尚存在名字互倒问题,志主刘通,传世文献一般作刘杀鬼,通过考辨,可知《魏书·崔休传》所记"刘通"另有其人,而北齐天保七年《高刘二姓造像记》亦见"刘杀鬼"之名,时间相合,不能排除同为一人的可能。     

《旧拓萧思亮墓志》考鉴

2016年4月,故宫博物院购藏《旧拓萧思亮墓志》一件,剪裱册,蝴蝶装,凡九开半,每开八行,行九字。半开纵18.9厘米,横8.3厘米。孟昭臣题外签,柯昌泗题内签。李东琪、赵魏、朱铸禹题跋三段,赵楫观款一则。钤"同龢获观""谨庭珍秘""成亲王""赵氏凡夫""妙鉴斋"等鉴藏印十七方。该拓本纸墨沉古,拓工细致,为各期清拓所不及。在《校碑随笔》《增补校碑随笔》《善本碑帖录》《碑帖鉴定》等书中所记该墓志原有考据的基础上,另选"县""惟""君""谍""写""封""材""第""性""屺""古""逾"等字进行比校,大多存字完好,与清拓泐损可谓天壤之别。结合清初《金石文字记》《金石录补》《铁函斋书跋》《大瓢偶笔》等有关文献记载进行分析,《旧拓萧思亮墓志》当为明末拓本,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该墓志出土则在晚明时期,从而验证了朱铸禹先生1979年题跋中委婉提出的鉴定意见。     

《左棻墓志》及其价值

李长之在《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一文中说:"至于左芬的下落,我们更不清楚。可能她是在贾后残害杨皇太后时就已经死了,因为她是接近杨后的……况且贾后又是忌刻狠毒的妇人,很可能左芬也死于此难了。这时是公元292年,距她入宫已二十年,如果我们的推测合理,她大约死在四十岁左右。"李先生的这个推测究竟怎样呢?可以说是不太合理、不太准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三十年代初新发现的《左棻墓志》不利于李先生的推测。李先生此文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当时《左棻墓志》已发现了十几年,李先生的观点与《墓志》所载相距甚远,可能是李先生未注意到《墓志》这一重要发现。     

济南发现北齐《房智墓志》考略

济南市泉水人家民俗馆收藏的一件北齐墓志,记录了名为"智"的北魏人的生平及其父祖情况,但姓氏未明。结合其他文献,推知该墓志主人应为侨居济南历城的清河房氏家族成员,名为房智。其父房千秋官职中的"南青州刺史",经考为北魏政府追赠。房千秋曾为"平齐民",孝文帝时受到重用。综合多种因素推断,河北出土的北魏《邢伟墓志》记载的邢伟岳父房千秋,与房智之父实为同一人,即《魏书·房法寿列传》记载的房坚。房智主要生活在济南,并在本地担任官职。他卒于北魏永熙元年(532年),但直到北齐天统元年(565年)才葬到齐州州治今济南市历城城东鲍山里,间隔30多年,应与当时乱世有关。北齐至唐初,房氏家族其他成员还有很多葬在济南东郊,如房彦谦(唐初名相房玄龄之父)、房彦诩、房夷吾、清河太夫人李氏(唐初名将房仁裕之母)等,说明济南东郊乃是房氏家族聚居之地。     

读东晋刘媚子、张镇墓志札记

东晋墓志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制作情况较为复杂,文本层面以外的物质信息同样值得关注。通过分析刘媚子砖志和张镇墓志,对墓志制作过程中涉及的书法稿本和旧碑改形问题能够提供帮助。结合"刻石为识"的结语和出土位置的差异,可以推断出土于墓室填土中的刘媚子砖志具有稿本性质;通过对张镇墓志正面上方残存字画进行复原,并结合碑石的形制和材质,能够与洛阳地区汉碑相关联,发现其可能由南渡汉碑磨平重刻而来,这与吴郡张氏在王敦之乱前后的际遇可相互印证。东晋作为南方使用墓志的肇始阶段,其墓志形态多样,文辞、书法、刻工等均未制度化,因此东晋墓志的研究更需要跳出文本研究的既有路径,在物质层面做进一步思考。     

《杨弘墓志》与《隋书》所记异同考

新得一隋代河间王杨弘的墓志拓本,为近十年内所出世,历代金石碑刻著作中均未见记载.由拓本上可知,墓志为正方形,宽、高均为49厘米.右上角稍残,第一行第三字"柱"字右旁损,第四、五、六行的第一字"九"、"刺"、"后"上半部损,墓志的左半部及下半部有多处泐痕.墓志文字共三十一行,行三十一字.第一行为墓志主人官职名衔,全称为"隋上柱国太子太保雍州牧河间恭王墓志铭".     

唐刘渭墓志考释

唐代以雅州刺史致仕的刘渭,郡望为河间乐成,其仕宦生涯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共计七朝,终其一生,未尝跻身中枢,长期任职地方,生平履历,正史阙如。洛阳新出土刘渭墓志的行世,有望弥补传统史料之不足与缺憾,墓志以其丰富翔实的内容再现了刘渭的生平境况,于后世治学颇多裨益。由墓志记载可知,刘渭其人乃是东汉章帝子孝王刘开之十九代孙。少年时代的刘渭在志向、学识方面远逾时人,后以门荫入仕,初补太原府寿阳尉。其在河中府解县任上,困扰前任的刑狱诉讼、田赋征收等棘手之事,均迎刃而解,由此政声远播,受到上峰赏识。刘渭为官地方,造福黎民,功勋彰于朝堂。后以七十二岁高龄卒于雅州刺史任上,归葬洛阳北邙之先茔。墓志的记载,勘正了传世文献在志主刘渭家世、生平、宦历等方面记载的多处疏误。     

唐陈琮墓志跋

陈琮墓志石长49厘米,宽49.5厘米,厚10厘米。志文共27行,行27字,正书,现藏国家博物馆,志盖失。据志文所记葬地,志石出土于洛阳邙山。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全唐文补遗》均未收录。国家图书馆公布的馆藏墓志拓片目录当中也未刊列志目。志石入藏国家博物馆后拓本在外罕有流传。1994年日本柳源书店出版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帖大观》第十卷《墓志拓本》首次刊布了该墓志图版。2005年9月出版的《全唐文补编》依据《法帖大观》著录了志文,但释文有数处误识。鉴于志主     

明代袁州府推官陈辂墓表墓志考释

新出土明代袁州府推官陈辂墓表、墓志分别由著名文学家田汝成、理学家林希元撰写,但均未被现存田、林二人别集收录,亦未见于其他史籍,属新出文献.该文献详载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陈辂押解朱宸濠的具体路线、过程和朱宸濠被擒后之状态及被处死细节等重要信息,还涉及明中叶十多位重要官员的事迹,可补正史之缺,纠史籍之误,亦可与史、志互...     

洛阳出土的几通唐代安定胡氏墓志

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为胡氏郡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北魏宣武帝妃、孝明帝母胡灵太后临朝听政时期(516～528),安定胡氏家族的权势更是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在武泰元年(528)的"河阴之变"中,胡氏家族虽受到致命打击,但余烬     

新见唐代崔仁纵墓志

崔仁纵墓志,全称《唐故豫州淮阳县丞崔府君及夫人裴氏后夫人夏侯氏三棺墓志序铭》,刊刻于武周大足元年(701)。墓志石灰石质,圆首碑形,高90厘米,宽68.5厘米,厚10厘米。志文楷书,共31行,满行37字。志石左侧面刻有款署"嗣子棣州刺史思暕撰序,青州录事参军张希元制铭"21字(见图)。志文记载了南北朝隋唐时期高门士族——清河青州房崔氏家族历史,具有重要史料     

元耀州同官县尹郭汝弼墓志简释

《大元故从仕郎耀州同官县尹郭君墓志》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该志此前未见著录,其写作时间当在大德三年(1299年)至皇庆元年(1312年)正月间。由志文可知,郭氏家族世居山西太原,后徙至陕西京兆,第五代成员郭时中为关中硕儒,与王天祺、李庭、郭镐并称"四贤"。志主郭汝弼,郭珏第五子,生于大蒙古国贵由汗三年(1208年),卒于元成宗大德三年。幼习儒业于乡贤郭镐、李庭;筮仕安西王府典书,与同僚姚燧、马绍庭交游甚厚;迨元廷分省四川,受知于中书左丞汪惟正,选充行省掾属,是以吏出职的北方低级汉官典型。因史料匮乏,对于郭汝弼及郭氏家族,学界尚无专文研究。墓志详述郭氏先祖及其家族成员基本情况,并叙志主本人生平事迹,为了解该家族、探讨元前期史事提供佐证,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安阳出土明代张士隆墓志考释

2011年,安阳市豫北纱厂出土两方明代墓志,志文连续,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墓主为陕西按察司副使张士隆及夫人石氏。本文通过梳理和研究,考证了张士隆的生平事迹、仕宦履历及为人为官理念,可对《明史》《洹词》等史书、方志进行纠误、印证和补充。张士隆生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进士,授广平推官;正德七年(1512年)晋监察御史;八年(1513年)巡河东盐法,创建"河东书院";嘉靖元年(1522年)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又领汉中兵备副使;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任上。志文论及的重要事件与明武宗朝史事多有关联,又涉及当时多名高、中级官员的姓名、职衔,对研究明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