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与悖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终结与评价

中苏大论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更加严重，使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倾向更加严重，中国党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尽管中苏双方都声称论战是为了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场论战中受到了最大的伤害。与此相适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因此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埋下了其在20世纪柬步入低谷的伏笔。     

关于60年代中苏论战的探讨

文章依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断,考察了中苏大论战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大论战对国际共运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初步总结了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20世纪50、60年代包产到户变迁的政治学意义

考察任何事物的变迁，首要的应透视推进或阻碍其变迁的关键因素。20世纪50、60年代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历史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发展农业的思路紧密相联。当时党内囿于不同的社会主义观及对农业合作化的不同理解，在发展农业的制度选择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思路。其相互牵动、相互影响的结果使包产到户浮沉不定、几度变迁，并折射出深刻的政治学意义。     

论作为传播媒介的20世纪50到60年代文学期刊

20世纪50到60年代的文学期刊被纳入国家集中、统一、有序、规范的管理格局中,形成从全国到地方的等级关系。文学期刊曾采取变革措施,追寻自己的特色,取得一定成绩。应客观、整体、辩证地看待此期间文学期刊对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对文学有主体性建构作用,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认同,因片面地发挥政治功用而走向衰竭,在同一和规范中也隐含多种可能性。     

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

2004年2-7月,我应邀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此前我虽多次去过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但数这次居留的时间最长,故而对台北所藏资料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

20世纪50～60年代的传记文学研究艰难起步,在真实性问题讨论与争鸣、革命领袖传记与革命回忆录研究、英雄传记与其它传记的评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成就较为突出,其中革命回忆录研究业已形成独特的研究格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50年代《武训传》的讨论与粗暴批判,60年代《刘志丹》大冤案,而留下惨痛教训。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运用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基于经典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资源配置方式的思想,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危机,中国革命战争年代采用计划经济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当时重工业战略选择对计划经济的需要,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战略意义。     

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决裂的反思

中苏从50年代短暂的“蜜月时期”到50年代末关系急剧恶化主要是中苏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矛盾三种因素造成的。然而,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的这三种因素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即使双方有矛盾,也不应该恶化到反目成仇的地步,以至给中国带来如此严重的后遗症。     

20世纪20年代中学学分制的历史考察

学分制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我国的中学风光一时。中学学分制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最终确立的,它经历了发轫和试行、确立和推广及逐渐衰微并最终取消三个历史阶段。学分制在中国中学里只存在短短十年就仓促退场,这与它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密切相关。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考察与反思,无疑可以为当前中学学分制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普基本特征研究

从科普环境、性质、功能、机制4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普的基本特征。指出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科普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群众需求是科普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创新机制是科普工作顺利开展的根本动力。     

美元文化与爱国文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新闻出版环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新闻出版环境以美元文化与爱国文化为中心,形成一个二元结构。美元文化是冷战的产物,美国试图将香港作为宣传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据点,以美国香港新闻处为中心,并以小说、报刊、杂志、出版、翻译等等,进行宣传。爱国文化以香港左派为核心,继承香港左翼文化,亦以出版、报纸、期刊杂志、电影等形式宣传爱国主义,与美元文化相抗衡。两者在香港相互冲突,七十年代随香港社会变迁,二者均逐渐边缘化,但它对香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词汇体系性讨论述评

切实解决词汇体系性问题，对词汇学的进一步研究很重要，本全面回顾了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词汇体系性问题进行的探讨，认为这场讨论基本局限于理论方面，所提出的观点还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     

1950年代-1960年代的台湾留美学生

台湾的留美学生是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中的一部分。当时包括公教人员的进修、军官的培训,此类人员属短期性质,与学位无关。此外大多为学生赴美,分为自费、公费两类,都要参加“教育部”主办的留学考试。公费生通过留学考试以后,还要参加教育部门的讲习会,了解中国各方面情况,以便以后在国外作中外文化交流之用,还要呈缴学成归来的保证书。1950-1970年代,台湾赴美人员总数在25000人左右。到1971年,返台者2341人,1971-1981年,返台总数为19639人,其中大部分为学生。滞留未归的文科学生多数成为美国高校东方图书馆和东亚系的专职人员,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而理科学生基本上任教于教育机关及其他部门。回台的学生对台湾的社会发展和经济起飞有较大贡献。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有20多人;丁肇中、李远哲等获得诺贝尔奖。此期台湾留美政策有摇摆不定的缺点,留美学生过于重视理工,忽视人文。中国150多年的留学史以美国为中心,值得多加探讨。     

论20世纪50－80年代北约对外战略中的政治协商制度

北约自建立后，在两极冷战格局下的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方面与美苏冷战体制的发展相联系，另一方面则与北约自身的社会组织结构密切相关，北约政治结构中的“政治协商制度”作用巨大，在不同周期表现出明显的强、弱之势。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新诗创作

在1950年代戒严体制下，台湾的经济、教育、文学和艺术的发展，都受到“反共复国”方针的钳制。在诗歌创作上，出现了许多反共的“战斗诗”。1950年代中期，台湾诗坛的一些诗人想打破现状，提出“新诗再革命”的口号，试图朝现代主义迈进。1960年代的台湾新诗属西方现代派狂飚突进时期。当“创世纪”为代表的激进现代主义与以余光中为楷模的温和现代主义汇成一股巨流，并生成新的典律的时候，诗坛的另一角，出现了一股反现代主义的力量，这主要以标榜乡土的“笠”诗社为代表。     

革命与抚慰：现代性激进化中的农村叙事——重论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的农村题材

论文试图从现代性视角去审视中国五六十年小说中的农村题材问题,既看到它的历史合理性,也看到它的种种过度意识形态化。中国革命要把历史重新建构为以贫困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上,这就要在文化上开创一种新的历史,那就是把中国现代性开始建立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启蒙文化驱除出去,把文化的方向确立在以农民和农村为主体的基础上。赵树理的作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最初建构的资源,它既没有那么强烈的阶级斗争,也不那么血腥暴力。但革命在那个时期需要赵树理这样的“温和情感”来抚慰农民。这也说明文学与革命构成的现实关系。社会主义革命既需要文学来建构激进的未来形象,也需要它现实地以民族传统的“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式来抚慰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这就是“农村题材”所承载的思想的革命性与艺术形式的民族形式之间的悖论所在。     

再论中苏论战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论战的起因及深层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引发论战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另外，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及其影响下的个人因素无疑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再加上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引发了激烈的中苏论战。     

20世纪50年代中国派遣留苏学生问题的考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同时解决国内人才紧缺的局面,新中国向苏联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这些留苏学生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身体检查及业务考查,最终派往苏联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成后回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科技、教育、医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