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道安与中古时期学问僧的培养——以长安为中心的考察

"义学"僧人的成长受两个条件的限制:佛教经典翻译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对翻译出来的佛教经论文献的深入阅读与精确理解。释道安在佛经翻译方面,接续了竺法护、竺佛念的翻译成果与中坚人才,在佛经解读方面,重视对佛经的注释与理解,在十六国时期的长安,训练培养了一批具有深厚学养的僧人,为其后的鸠摩罗什译经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论翻譯小说与晚清创作小说之合流

<正> 一、简论翻译小说在中国流布之始翻译小说流布中国是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后。在前,世界文化虽与中国文化有过两次交流,但均不是小说。第一次交流是通过翻译佛典,可称之为“译经”时期。这个时期之发轫是很早的。《尚书·周传·归禾篇》已有记载;下至隋唐,中经秦汉两晋,翻译佛经可谓盛举。因译经与佛教密不可分,故翻译家大抵是僧人。西晋初     

道安的译缘人生与译思译想

道安在注释旧译时主要关注译文文、质与繁、简问题,主张繁简、文质不同风格的译文共存互相补益来彰显佛旨;而晚年主持译经时则主要关注翻译方法问题,主张直译以防译文有失。对佛祖的虔诚之心是道安关注佛经翻译之缘由,而角色转变则是道安翻译思想变化之主因。     

中国佛经翻译及其对文学翻译的策略

我国千余年的译经活动大致可分为自东汉末年至宋代的古代译经阶段与从民国至今的近现代译经阶段,其本身是外文佛经"本土化"或"入乡随俗"的过程1。诸大译师的译作及翻译理论,堪为译界之轨范。本文以佛教理论、经典与大德开示为主要依据,从佛经相关知识、佛经翻译风格、佛经翻译理论,以及佛经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策略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我国古代译场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译场，既是翻译佛教经典之处，也是我国古代佛经典籍集体合作的翻译组织，其发展经历了发端、成熟和严密三个时期。译场的功能不断充实和完善，其管理也越来越规范。译场的设立提高了佛教经典的翻译质量，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译经的计划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促进了译经事业的发展。无论是译场本身的组织结构和翻译程序，还是译场所开创的集体合作的翻译形式，都对后世的翻译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魏六朝的佛经翻译

一我国佛经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答楚王英诏里,已使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外来的梵文名辞,可见佛教的典籍当时已传入中国,并为一些人所知晓。佛经翻译事业究竟起于何时,已无法查考。目前能认定的最早的译经,当数明帝时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除摄摩腾外,最早的译者还有竺法兰。早期的译经,严格说来不能算是翻译,只是一种提要式的译述。比如《四十二章经》就不是一部完整的译著,它是从佛教典籍中选出若干精语编集而成的,文体上采用《老子》的句法,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需要。     

《笑林》与佛经故事

汉魏六朝时期,随着佛经的大量传人与翻译,佛经故事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为小说提供了素材。笔者认为邯郸淳《笑林》中“善治伛者”“愚人和羹”“不识镜”“汉世老人”“呆女婿吊丧”“偷肉”等故事均与佛经故事有很大的联系。并从内容、形式、语言兰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而对于《笑林》的结集,笔者以为,当是三种力,即嘲愚传统、时代风尚、佛教般若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佛教般若思想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六朝时经海路往来的僧人及其佛经译介

南亚是佛教的发源地,东南亚是佛教流行的地区。六朝时期是佛教继续传入中国方兴未艾之时。海路也传入是佛教入华的重要路线,中亚、南亚、东南亚僧人经海路入华,中土僧人经海路往返,他们在佛教东传和佛经翻译方面成就卓著。     

鸠摩罗什佛经“新译”初探

佛教在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极广。佛教初传时,由于佛典多是用古梵文书写,要使它流通中原大地,势必要译成汉语。因此,译经便成为佛教徒的一项严肃而重大的工作。从东汉到唐中叶大约八百年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译经家。其中影响最大、译著最多的是姚秦时期的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的真谛,以及唐代的玄奘和不空,后人称他们为“四大译经家”。从翻译的数量和质量来看,玄奘居四人之首,但就译经的范围而言,则以鸠摩罗什所译为最广。     

海外学者对东汉可疑佛经的考辨

从20世纪以来,日本佛教学者对汉译佛经的概貌、译者、疑伪经等作了翔实的考证研究,其中不乏对东汉译经的考辨;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ch Zürcher）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东汉译经的语言面貌,论述了东汉汉译佛经不同阶段的翻译术语和风格,并提供了考订后的东汉译经篇目。     

佛经翻译史中的两位宗师与他们在译学上的贡献

佛经翻译,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文化都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鸠摩罗什与玄奘是佛经翻译史中的两位宗师。罗什崇尚绮丽,主张“依实出华”。玄奘提出了“五不翻”理论,他的译文确切流畅。二者分别代表了“意译”与“直译”两大派别。     

《浮屠经》小议

本文从前辈大师们讨论“浮屠”与“佛”的一条重要史料入手 ,对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浮屠经》作了重新评价 ,认为在东汉末年译经之前 ,汉译佛经中最可靠的只有译自大月氏犍陀罗语的《浮屠经》 ,而来自大月氏地区佛教的影响 ,是汉末译经以前的汉明帝、楚王英、张衡、襄楷等人佛教知识的主要来源     

汉语佛经中华夏国称的两大音系———“震旦”与“脂那”

汉语佛经中华夏国称的两大音系———“震旦”与“脂那”彭海一．汉语佛经里华夏国称使用的译词有“震旦”、“脂那”的两阶段西晋以前翻译的佛经,华夏的国称大多义译为“秦”、“汉”、“晋”等。东晋以后的译经者,由于使用了西域胡语的转译本为底本（这些胡语或萃利语...     

晋唐时期中土僧人西行求律及贡献

佛法东传,经论先行传译,汉晋以来翻译出了大量佛经。但因对佛典翻译不善,佛典不齐备等因素,为广寻完备的佛教原典,汉地僧人踏上了西行求法道路。戒律是佛教“经律论”三藏之一,但在中土戒律的传译相对滞后,律藏残阙,律典传译不足,维持僧团的制度不完备,对律藏的迫切需求下,从东晋法显西行专门求取律典开始,晋唐时期不少中土僧人西行求法,带回并翻译律典。从法显携归并翻译出《摩诃僧祇律》及其他戒本开始,到唐代求法僧义净远赴印度求取律典,翻译并完善中土的诸部律典,建立起了完整的有部律典,使得中土佛教得以建立并保存系统的说一切有部律典。中土僧人的西行求律,为唐代律宗的兴起,对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中西翻译标准的比较

一、国内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 我国的翻译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东汉初年就开始佛经翻译,历时近千年不衰。其间,在理论方面,最早就先后有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释彦琮的“八备”之说。到了唐代,集佛学、译经实践和理论于一身的玄奘大师提出了译文“既须求真,以须喻俗”的标准和“五不翻”的原则。然而,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后来明、清两代的多学科翻译经验,都因时代久远或译事相对有限等原因而未能达到给后世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马建忠在１８９４年《拟设翻译书院议》中说：“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     

慧远与佛经翻译

东晋高僧慧远,身处佛教新兴之乱世,搜集整理佛经,弘扬佛教,与佛经翻译有着＂不解之缘＂。他虽未直接参与翻译实践,但对于教理的渴慕与追求,让他成了＂译场＂的组织者;丰富的佛教生活经验使他成了佛经翻译的理论思考者和汉译佛典的最好检验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谙和对佛教教理的透彻了悟,使他成了佛经翻译活动的有力维护者,他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而且在佛经翻译史上也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谈我国古代佛经专科目录学的成就

我国佛经专科目录的出现,是与佛教的传人、盛行,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从东汉开始流行.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大的发展.到了唐代,佛教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比前代更加盛行,并形成了许多宗派.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使翻译佛经著作风行一时,出现了寺院经藏目录,即佛经专科目录.佛经目录是我国古代专科书目中一个很大的部门.最早在曹魏时,出现朱士行专录汉代诸家译经的《汉录》,西晋有竺法护专录自译经论的《众经目》和聂道真通录古今的《众经录目》均失传.其后有东晋释道安编成的《综理众经目录》.现存最早的是南朝梁武帝时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唐代留下了著名的《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明末有著名的《阅藏知津》.在此,我们着重介绍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佛经专科目录的形成与发展.(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专科目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经增多.相应的     

汉译佛经诵读方式的来源

以前的研究认为 ,汉语佛经的诵读来自梵文的诵经。本文认为 ,汉译佛经的诵读方式 ,更多地是借用中国传统的唱诵形式 ,或者说 ,以此为基本方法而吸收了梵文诵经的某些方式。主要根据是 :咏经之声律创自曹植的说法 ,是咏经之声传自汉代的证据 ;“译文者众 ,而传声盖寡” ,是佛教翻译家对华声之诵经主要吸收我国传统吟诵形式的间接说明 ;汉译佛经的本文采用传统赋的形式 ,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汉译佛经的诵经方式是对传统赋的讲诵方式的继承 ;佛家的俗讲主要借用秦汉以来俗赋的诵读方式 ,这进一步证明 ,汉译佛经的诵读方式源于秦汉以来赋的诵读方式。     

论中国古代佛经的对等翻译

在中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佛经翻译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佛经被翻译成汉语以后,原来的梵文原典基本上都没有保存下来。这表明,至少在译者看来,译文可以替代原文,也就是说,译文和原文是对等的。翻译文化学派认为,翻译即改写,然而,由于佛经翻译人员特定的背景,可以认为,在佛经翻译中,改写并没有发生,至少是不明显的。     

汉代佛经翻译风格刍议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历代所译佛经汇集成浩淼的中华经藏，在介绍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华文化的特质。汉代译经为中华佛藏之滥觞。汉代译师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他们以尚质直译的风格译写佛经。梵文佛经的宗旨、语言风格与中国思维习惯、汉语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在这一草创时期得到充分表现，遂形成有别于后来的译经风格。虽魏晋以后被“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的新译所取代，这些经籍却是中印文化和平交流的见证。